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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患癌后的生死体验与思考

癌症(图片来源:pixabay)

自从发现肿瘤,凌志军走过了千万个中国病人走过的历程,体会到了中国式求医的特殊艰辛。他说,将这些经历讲出来,是因为“要帮帮这些癌症患者”。

他们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每个人都在往前跑,谁去看他们一眼呢?如果我不是生病,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生怕被潮流落下。但现在,我和他们在一起。”

《生命时报》对凌志军的专访,就从这样一个人,一场病,一次不寻常的体验和思考开始。

我不喜欢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医生

凌志军在上海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的写作,凌志军昏昏睡去,却在头晕目眩中醒来。恶心、头痛、天旋地转,让他这个几乎从来没得过病的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回到北京后,一系列检查告诉他,他患上了肿瘤,脑子里有,肺里、肝里也有。那好似晴空霹雳的一刻,让凌志军感觉到平生第一次离死神那么近,由此开始了漫漫求医,也是求生路。

记者:任何人身体里发现了肿瘤,遭受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在经历了震惊、绝望和怨天尤人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刻开始审视医生这个群体的?

凌志军:发现颅内有占位病变以后,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挂了一位知名专家的特需号。

耐心等了3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他。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核磁共振片子上。

我当时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对我视而不见。

我发现,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温度和生命的胶片。

当我妻子急切询问颅内和肺内的占位是否有联系时,这位专家却带着嘲弄和不屑反问一句:“你想让它有联系,是吗?”我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回答一个他也说不清的问题。

那天,我和妻子在忍受了路上颠簸、漫长等待和期待之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票据”,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诊断。有了这一番经历,我才意识到,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

记者:在看了很多中国医生的门诊之后,你的亲属也向欧洲的专家征求过意见,中外专家有怎样的不同?

凌志军:我妹妹是在国外行医的糖尿病专家,她拿着我的片子和病例请国外几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会诊,得出了和国内医生不太一样的判断。通过妹妹的描述,我了解到,国外专家很认真地对待影像胶片,反反复复看了1个小时,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自觉症状;而中国的专家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一次“特需专家门诊”仅用3分钟就完事了。

我知道,仅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所有中国的医生,有点以偏概全,但是从我求医问药的经历来说,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类似的遭遇。

记者:你觉得中外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不同,其原因何在?

凌志军:不单单是医生,中西方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都不一样。中国人对熟悉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会很关心,对陌生人比较冷漠。在欧洲,人们更讲公德,对陌生人也比较友善。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职业素养更高。

记者:一个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会对病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凌志军:医生对于病人的影响力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大多会让病人感到绝望。在我的经验里,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我不会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

记者:你看病时找到了很多相关领域的大牌专家,是不是你的地位和身份让你能够拥有这些医疗资源?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办?

凌志军: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挂号、排队的。我觉得这样更能鉴别一个医生的道德水准。

靠熟人关系、权势名声或者靠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钱的病人。

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记者: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专家,甚至是大牌专家对你的病判断是错误的。你认为是什么让这些医生犯错?

凌志军: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医学权威不少。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我颅内的病灶是恶性的,必须手术,结果我执意继续观察,不做手术,最后那个病灶自行缩小了,可见不是肿瘤,就算是肿瘤也不必手术。

一开始很多医生说我肺内的占位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但它其实是恶性的,幸亏手术做得及时。世界上任何人都会犯错,医生也一样。

一方面,受制于人性的弱点,医生有普遍的职业优越感;另一方面,医患之间供不应求会造成医生的麻木和厌烦,再加上利益的纠葛,犯错在所难免。

一个自以为是、不懂装懂、贬低同行、不尊重病人的医生,一个对患者病情漠不关心却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犯错误的概率更大。这样的医生越是地位高、名气大,他以往的成就越容易成为他犯错的原因。

被“过度治疗”的癌症

胸部手术后3天,凌志军经历了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剧烈的疼痛加上艰难的呼吸,还有高烧不退,让他每天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然而在身体慢慢痊愈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身力量的伟大,并开始反思医疗体制中,尤其是肿瘤领域里的“过度治疗”问题。

记者:网上有人称,癌症患者在某些医生眼里就像“唐僧肉”。从你的求医经历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凌志军:我刚发病不久就有人告诉我,死于癌症的人,1/3是吓死的,1/3是治死的,只有1/3是病死的。那1/3治死的人里,我个人认为,大部分是“过度治疗”导致的。

100年来,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愈率几乎没有提高。

我们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得益于检查手段的进步,从而使越来愈多早期发现成为可能。我想,那些最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产生的疗效,几乎被它们给病人带来的摧残抵消掉了。

在一些病人延长了存活期的同时,另一些病人也因为“过度治疗”更快更痛苦地死去。

生命时报:大部分患者对医学并不太了解,他们该怎么区分合理治疗和过度治疗呢?

凌志军:这个确实很难。同一种治疗手段,用在这个人身上恰到好处,用到那个人身上就可能是过度治疗。即使一个医术精湛、绝无私心杂念的医生,也难以处处周全。

坚守一个信念也许有用,那就是“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什么神奇的药物。

作为病人,你需要和医生讨论你的治疗。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拒绝。我建议患者,你不仅要倾听医生的话,也要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同时,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看人下菜碟”的倾向。

死亡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

患病之前,凌志军是个“工作狂”,一天工作12个小时。患病之后,特别是曾经离死神那么近,又有了绝处逢生的经历,他终于有机会看看身边的风景。离家3里地,有一座柳阴环抱的公园,平时他总是匆匆从围墙外走过,得病后无意中走进去,才发现那是个多么美的地方。

生命时报:你现在怎么安排每天的生活?如果不得病,你估计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凌志军:现在我每天7点起床,吃早饭,上半个小时的网;然后出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接下来吃午饭。饭后睡午觉,3点起,喝茶1个小时。再出去散步。晚饭后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了。

如果没有患病,现在我肯定还在拼命工作,每天12个小时,一周7天,没有节假日。写最后一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感觉极度疲劳,但一直硬撑着,总以为睡一觉就能好。

结果写完书,当天晚上就不行了。病最重的时候,看着院子里顶风冒雨的保安、清洁工,我想要是有机会从头来一次,让我从保安、清洁工干起也行。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生命时报:突然得知自己的生命也许没有多少时间,死亡随时可能来临,那时候你怎么想?

凌志军:至今我还记得,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绝望”。

整个人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想让内心静下来,却偏偏无法集中注意力。回到家里,有一阵开始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呢?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没有好好养护身体?之后心态慢慢平复下来,我发现预知死期将至的一个好处是,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回望自己走过的生命旅程,内心有一种很深的感恩之念。

感谢上天给了我那么多快乐,同时想象他给予每个人的是公平的:你拥有的权势越多,拥有的真诚就越少;拥有的钱越多,拥有的情就越少;拥有的名声越大,隐私就越少;你周围簇拥的谄媚者越多,拥有的朋友就越少。

我的幸运是,我有个和美的家庭,这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情真意笃的朋友。

生命时报:病危时,你曾写下过“最想做的10件事”,如今做到了几件?

凌志军:全部都做到了!最后一件是“重返滑雪场”。从一个被宣布只能活“3个月”的绝症病人,到今天被医生告知“你已经不再是病人”了,5年来从这个噩梦中走出来,靠的是慢慢领悟。

别人劝很难,例如“你要坚强”、“某某得癌都好了”,说这些话都没用。我的家人从没说这些,他们给我的帮助就是努力搜集信息、认真分析判断,这样一来我自然也就冷静下来了。

我知道复发和转移的危险还没有彻底消除,然而,我再也不会谈癌色变。对于死亡,我也不再恐惧。死神是天堂里的最后一位天使,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夏雨荷 来源:明见书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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