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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存毛泽东遗体用死刑犯做试验

——保存毛泽东遗体 徐景贤寻找新鲜尸体

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徐景贤回忆:“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毛泽东遗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自己曾带头签名,声明自己去世之后要实行火葬;到了1960年5月27日、毛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又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死了身体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但是,在他告别人世之日的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要对毛遗体实行永久性的保护,并建立安放遗体的毛泽东纪念堂。

保存遗体的初步措施

当时,我被宣布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并从上海赶到北京去参加守灵活动。毛的遗体被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他仰卧在一具敞开的水晶棺里,身上覆盖着党旗,四周被鲜花簇拥着。这具水晶棺,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水晶工厂赶制出来供临时使用的。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下令制作。我看到毛远新在水晶棺周围忙碌地张罗着,水晶棺里没有制冷设备,棺盖只能打开着,同时把人民大会堂灵堂里的温度,降得很低,以保护毛的遗体。

据当时的中央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告诉我:毛去世当天,中央还没有作出永久保护遗体的决定,因为天气很热,为了吊唁、治丧活动的需要,由卫生部派去曾留学苏联的女博士徐静,在有限的时间里征求了一下老专家们的意见,于九月九日上午十时左右,就和两位助手一起,果断地往毛主席遗体血管里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为今后的永久性保存作了准备。

同时,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它国家学习如何保存领袖遗体的方法,当时,苏联有着保存列宁、斯大林等人遗体的丰富经验,但是鉴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无法派团前去,接着就想到了越南也建立了胡志明陵墓,在苏联的技术帮助下长期保存了胡志明的遗体,因此马上和越方联系,很快就得到了越方的答复,于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天,中方就派出由北京医学院院长林均才带领的六人代表团,飞赴越南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方法。

我们在北京守灵的时候,治丧委员们分成两列,站在毛泽东水晶棺的两边,看着吊唔的人群从面前经过,有的悲痛欲绝,有的沉默鞠躬,有的号啕大哭。我时不时地对毛的遗容看上一眼,只见他好像安详地睡着了一样,宽阔的额头上泛着光,但是,忽然有一两只苍蝇飞来,停在他的前额上爬动着,我于心不忍,真想上前赶走那几只讨厌的苍蝇……我当时想:要是能够永久保存毛主席的遗体那真太好了,我们上海能不能为这件传诸千秋的事业尽一点力呢?

上海接受的绝密任务

回到上海以后不久,绝密任务就来了,中央有关部门先是要上调处理遗体有经验的技师,我和马天水商量后,马上就把龙华殡仪馆资格最老的技师调往北京;接着又要上海和辽宁一起,制作永久性的水晶棺,这项任务也抓紧落实了。最后,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电话给我,说是目前各项工作中最关键的是遗体保存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遗体保护组,由刘湘屏具体负责,要调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科学家去集思广益;同时,刘湘屏又建议,在上海也成立一个遗体保存的研究小组,利用上海的强大的科研和医务力量,作出各种实验,和北京相对照,防止失误。

兹事甚大,我不敢作主,当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作了电话汇报,张春桥说可以,一切和刘湘屏具体联系,上海由我负责。我就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了。和刘湘屏合作,我们一直是比较默契的,刘湘屏是原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上将的妻子,她当上了卫生部部长以后,在防治血吸虫病、培养赤脚医生、替周恩来治病等工作上,和我有着频繁的联系,这一次,我当然也会全力以赴。

我直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去,找了好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攻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带我去看了专门存放尸体的药水池。这不同于普通的停尸房,而是一间像游泳池一样的大房间,地下构筑了一方方水池,每个约三,四公尺见方,都盖有木盖,揭开木盖,迎面而来的就是刺鼻的福尔马林等消毒药水气味,只见每方池子里都浸泡有十来具尸体,每具都有编号,男女分池浸放。这些尸体都是供医学院的教学,科研使用的。据负责人告诉我,因为教学解剖课的需要,尸体供应奇缺,所以每次上海枪毙死刑犯后,各个医科大学都会派人去争要尸体;至于治疗需要的新鲜身体器宫包括眼睛、肾臓、肝脏、心脏等,那就更为稀有了。

在药水池旁边另有一排房屋,里面摆放着长桌子,是专供科研教学作解剖时使用的。上海医学院的几位专家,就根据北京下达的任务,开始研究遗体的长期保存。因为这项任务是绝密的,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密封起来送给我,由我安排市委的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接飞往北京送给卫生部刘湘屏。

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执行“注射”处死获得新鲜尸体

这可是一个难题,而且时间限得很紧迫,哪里去找无主的新鲜尸体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找到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市委书记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絶密任务。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我表示同意。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柙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押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法对两名罪犯执行死刑的报导,报道中说:“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首次依法使用非枪决的方法处决罪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药物的方法执行死刑。”我当时想,这个纪录恐怕要归之于上海,因为早在二十一年前的一九七六年,已经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了。

尸体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很奇怪,说是这具尸体的分身体怎么是热的,他们不知道就在几分钟之前才执行了注射死刑。上海第一医学院取走的这具新鲜尸体非常管用,他们当即用了各种方法拓下了尸体的面容,翻成了标准的石膏面模,过了一天,第一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给我送来一个像饼干筒那样的方木盒子,盒子上着锁,同时附来一个装着钥匙的信封,要我转送北京。我在办公室里独自用钥匙开了锁,打开木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棉花,取出棉花,我吓了一跳:原来就安放着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模,年约五十来岁,瘦瘦的,闭看眼睛,上唇和下巴上还粘着几茎他的胡须。这个脸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细致,逼真,连皮肤的纹埋和额上的皱纹都翻出来了,据说上海向北京通报了在新鲜尸体上翻模的方法和经验,北京赶紧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就这样,我把这个木箱锁好后交给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卫生部刘湘屏,并且叮嘱交通员:“路上小心。”

确定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方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刘湘屏通知我,北京的吊唁,追悼活动巳经结束,遗体准备转移,中央的遗体保存领导小组决定召集各地科学家开一次会,对遗体保存的方法作出决策,再报中央政治局决定。她要我带领上海的专家前去参加会议,以便协商一致。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但是否要我自己带队,难以决定;我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张春桥同意我前去。因时间紧迫,我从上海民航局调了一架“三叉戟”专机,带了一批上海的专家直飞北京,到达时已是二十日的深夜了。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由刘湘屏主持,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徐静、李志绥等北京的专家都在场,大家各抒己见,会上除了对液态保存、气态保存的利弊得失展开讨论以外,上海的专家还提出了固相保护的设想,即运用虫子掉在松脂里形成琥珀的原埋,把遗体固相保存起来,可以传之永恒,但很多人认为这种设想在技术上不能过关,难以成为现实。

我在会上向刘湘屏个别询问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去越南学习的情况,她把苏联和越南保存领袖遗体的经验向我作了介绍。她还告诉我:采用气态保存的话,氨气要比氮气更好,但是这种惰性气体制造困难,价格昂贵,前几天曾经用许多气球充了保护性气体,运到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房间里,还指挥一批医护人员和警卫人员,集体拍打,击碎气球,放出气体,作为保护遗体的临时措施。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色微明,刘湘屏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主席遗体要长期保护供群众瞻仰,所以对他的面容、神态以至面部颜色的保护要求非常高,还要能接受光线的照射,经受湿度,温度的影响而不变形,必须采取最安全、稳妥的措施,根据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各方专家的意见,还是采用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方法为好,将来供群众瞻仰时,遗体的头部和手部在气态中,而身体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每年一次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遗容要保持自然状态,不能化妆。我发言完后,刘湘屏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原则,向中央请示,会议就结束了。会后,天光大明,我略事休息,就赶到钓鱼台去,把这件重要事情向张春桥、王洪文分别作了汇报。

关于遗体保存的反思

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代号叫做“一号工程”,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一个遗体保存的规范化系统工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研基地。至于我所经历的遗体保存工作,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我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过去不敢思考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党和国家的领袖,做过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是:

季来特洛夫曾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害记,部长会议主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哥特瓦尔德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总统;

苏赫巴托尔曾任蒙古人民党领导人,人民军总司令;

胡志明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

金日成曾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

福布斯·伯纳姆曾任圭亚那共产党领导人;

阿戈斯韦诺·内图曾任安哥拉共产党领导人。

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我所不知道的。以上这些人的遗体处理情况,不禁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是人类的共性,那末,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遗体的长期保存呢?

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所以,现在如果问我对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态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赞成;二,已经保存的,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决定。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十年一梦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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