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四天多里，他会见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了多次会谈。访问公报里并没有甚么震惊中外的新闻。然而，基辛格走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不明内情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集团乘机大肆攻击周、叶。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检查。这次事件被中共党史界称之为所谓“帮周”会议。
三十多年过去以后，由于缺乏资料，这次事件仍然扑朔迷离。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共中央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还有人提出，周恩来并没有任何错误，是毛泽东在联美反苏战略问题上态度“出尔反尔”。现在的研究者中，也有著种种不同的说法，多因周后来受到严厉错误批判而持同情态度。孰是孰非?本文根据一些新的材料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从50年代起，毛泽东就在为接班人的问题苦苦思考。在设置中央一线、二线的讲话中，他确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但是，随著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愈来愈显示出对毛的一些思想、路线、政策的不理解。所以，就在1964年底制定“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毛开始考虑更换接班人。这一年，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的若干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目标性的，并没有可操作性。
文革发动之时，毛泽东确定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原因之一，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阶级大搏斗”中获得军队支持，稳定局势。他内心里并不觉得林是合适人选。这一点，连林本人也认识到了。于是有了70年代初期的激烈斗争。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反思中总结选择接班人的教训，一条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他共同开创事业的战友，很难理解新的开创——文化大革命。接班人必须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选择。但是，这种人资历甚浅，也没有治国经验，还必须有合适的人来辅佐。另一条是，接班人不宜像过去选林彪那样只确定一个，过于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继续考察和调整的机会。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选有：周恩来，张春桥，邓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人选。但是，毛泽东从建政后，从来没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过。其历史原因，是他认为周在关键时刻容易动摇，难以把握正确路线。首先是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作为最高决策层成员，与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站在了一起;其次，是抗战时期在长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第三，是周1956年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进”;第四，周恩来在文革中，总是表现得“右”、保守。而林彪事件前后，毛又出现了新的疑虑。
在打开中美关系缓和大门的决策中，虽然最高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每一步棋都是毛泽东设计和批准的，但是国内外对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周恩来往来迎送、演说讲话、磋商谈判。再结合到周恩来向来是温和派的代表，因此，国际上几乎都把周当成了这一决策的主角。一时期，国外报章对周好评如潮，这加重了毛的不安。
周恩来显然从林彪出事、他上升为权力人物的第二位开始，就经常在考虑这些，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说明问题的预演。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到了显然是从周恩来当时卫士长张树迎那里得知的情景：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著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著。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著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身边，双手紧握著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现在看来，周的这种表白毫无作用，反而证实了他心中所想和毛泽东的忧虑是一致的。但若说毛只是怕周会分割他的权力，也不准确，毛深知他在世时周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毛泽东更为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他又继续对周进行敲打。
国际形势成为国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举行了会谈，两国达成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等十三个文件。
周恩来在6月25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David Bruce)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但是，周恩来对这篇与他跟布鲁斯谈话精神不同的文章却批示称赞：“值得研究。”又在给外交部的电话里说：“写得不错。”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
姑且不论毛、周之间个人恩怨，仅就对当时世界上美苏关系主要是勾结还是对峙的战略判断来看，周恩来称赞《新情况》的倾向是欠准确的。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著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像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20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
因此，毛泽东听了女翻译关于《新情况》的汇报，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司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