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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西安事变如何被中共拖下水

——西安事变的起因是否抗日

在张(学良)身边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再强调,“放弃西北联合,红军与东北军的公开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从另一面证实,西安事变的起因是“西北大联合”,而不是“抗日”、“政见之争”。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这一举动震惊中外。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释,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可以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抗日形势,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更改变了张学良的人生轨迹。

1930年,张学良与蒋介石等人合影。右起蒋介石、宋美龄、于凤至、宋霭龄、张学良

一、诱因

张学良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世袭富裕的东北,中原大战后镇坐北京,除拥有原东北四省外,还雄据华北四省。这八省的全部财政收入,由张学良支配。这样光辉灿烂的日子,与失去地盘后“我张某人混到不值十万块钱了”的窝囊日子,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要过惯雄据一方生活的豪杰,转变成安位司职的部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震荡期”,恰好张在这样痛苦的“震荡期”中,曾在张手下做一个小小副官的盛世才,只身去新疆发展,由于联苏得法,苏曾二度出兵帮助盛打败所有的政敌,一跃而成“新疆王”。正如毛泽东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盛世才单枪匹马,都能成为新疆王,我十几万军队的统帅,倘能得到苏联同样支持,前途多么远大。“震荡期”中的张似乎憧憬到昔日的光辉,联苏将是重返雄据一方的天梯,飞回美好昔日的魔毯。此时张学良不仅联苏的热心程度令人侧目,请看中共留下的这段记录:“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张学良派车将(中共)赴苏求援的代表邓发接至洛川,又恐从洛川乘汽车赴西安费时日,而派飞机将邓接至西安(此时阎锡山尚无飞机),随即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张不顾疲劳),当天亲自驾机至兰州,为邓发办好护照后,才接邓去兰州(还恐欠周详),又亲自打电话并写信给盛世才。”(张连父辈老将冯玉祥等一级上将,在列名序列中位于他之前,都“伤痛其心,而忿怒不已”,今却如此礼待按中共彭德怀自己估计仅能与中央军二个团作战的微小力量中的一名中、下级干部邓发。)其恭诚丝毫也不逊于古代迷信帝王对待手托仙丹的方士。

其心态尤令人惊心!请看中共的这段记录:“张在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现国民党上层联苏呼声高,甚至蒋也明确向张表示决心联俄,这使张心急如焚,刚从南京回来,立即接见潘汉年,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决心提早发动西北联合,率先联俄……”这段文字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惊险小说和电影中的情景,闪过在藏宝洞中发现大量宝藏后,同伙间展开的那种刀光剑影的画面,极不祥的预示着某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将会发生。

二、“西北大联合”的魅力

中国军阀的共同特征是拥兵自重,像“剿共”这类与全国共同敌人作战的事,他们是不干的,因受益者首先是南京中央,其次是邻近的“土皇帝”,“不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大大小小军阀的口头禅。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机挑拨“蒋借剿共消灭异已”,这是中共在处于劣势时,能与几乎所有地方军举行类似“洛川”、“延安”会谈及签定相应协定的原因,如高桂滋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就与中共签定《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假若只停留在“洛川”、“延安”会谈的表面文字阶段,并没有诱发“西安事变”的功能。像高甚至阎锡山都与中共有过类似的会谈,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萌生发动某种形式西安事变的念头就是证明。因而过度相信并引用“洛川”、“延安”会谈所形成协定的表面文字,显然会被误导。应当承认张的“洛川”、“延安”会谈,除有着与其他军阀的共性外,还有其特性。这是因为张急于联苏,且曾尝试自己派人与苏联系,均毫无结果,张乘与中人接触时,采寻联苏之道,张的动机很快被毛泽东掌握,毛顺势诱导,立即专门致电李克农,要他向张暗示,“中共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张解决经费与装备问题,红军帮助张把蒋系势力从辽阔的西北陕、甘、青、宁、新五省清除出去,并与苏联结成联盟。”“假若南京政府胆敢进攻,苏联红军将会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帮助盛世才击败所有对手那样击败蒋。”“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最重要的事”。这个稳固的“西北大联合”的政府首脑是张学良,军队统帅也是张学良。且已预先给张加冕“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早日见面。”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一再向张解释,苏联将会真心援助“西北大联合”,经济与军事援助将会源源而至并帮助张在平凉建军工厂,使张的政府强大到正如毛所说:“那时跟我们的还多着哩!”

本来张授意他的亲信,起草了一个类似林彪儿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计划,称为《活路》,张在他的《活路》中,明确他的奋斗目标,另起炉灶,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小家庭”。现在毛与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给张描绘了更动人的美景。使张更坚定的密谋建立属于他自己的美妙“小家庭”了。就这样中共很快的接张入伙了。

毛诱张入伙后,立即挟张自重,诱另一张就范。张国焘自持人多枪多,本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另立中央,并下令毛的中央改为西北局,服从他。毛诱张学良入伙后,立即借东北军做资本电张国焘:“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蒙订立互助条约。”“国际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西北成立大局面。”张国焘在西北大联合的诱惑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撤销自立的中央,臣服于毛。

“西北大联合”更使张身边的激进份子飘飘然然,膨胀到自以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程度。他们从不认为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兵谏”,而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共按斯大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转调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从另一面证明这点。另他们早在拟订《活路》计划时,就把他们的义举选在十一月,即俄历十月,到了俄历十月,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言辞冲动,逼得张不得不下决心于十一月十二日夜宣布政策。但张比他们更现实,在俄援未落实前,张是不愿冒如此大风险的,因而苦苦规劝他们目前切勿公开与中央挑战。可见这批激进分子是多么看重俄历十月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

在张身边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再强调,“放弃西北联合,红军与东北军的公开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从另一面证实,西安事变的起因是“西北大联合”,而不是“抗日”、“政见之争”。

三、二套语言系统

尽管研究“西安事变”者众且论著之多尚无出其右者。但由于西安事变策划者们,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即对外的语言系统与对内的语言系统。例如他们的对外宣言(抗日情切的),立即成立“抗日援绥总司令部”,并信誓旦旦的“一兵一卒也用于抗日疆场”。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东北军缩至平凉一线。”又如对外宣言(以爱国不让他人的面目出现)“不忍见国家之地致覆灭”,“完全是为民请命”。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肃清蒋系势力”、“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西北像外蒙古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如此叛国行为,也能套上爱国不让他人的面具。可见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奥妙到何等程度。显然在没有将这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前,是无法弄清他们真实动机的。

如何才能将这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呢?语言学家在碰到此类难题时,运用“历史语言比较法”成功的破译远比古埃及文等。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将我们搜集到的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这二套语言系统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再用这些对应规律将他们对外宣言所透露的信息,还原成他们的本意。如中共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该战役用对内语言系统写成的目的。“实现(中共)中央扩军计划,即一九三六年八月前,至少还要扩充二万二千正规军和四千游击队”并“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唯一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根据地”。但中共用对外语言系统写成的对外宣言竟是:“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将遣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竟……拦阻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张学良还未熟悉中共二套语言系统的奥妙,天真的劝告中共“不得到苏联援助,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在中共的开导下,张很快领会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奥妙而运用自如。正如中共所记录的那样“他(指张)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突破这二套语言系统的障碍后,西安事变的研究将会步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火线入党——双十二革命

苏联为甚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呢?这是张日夜思考的问题。张仅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就曾先后在南京、上海多次密会苏联外交官员,试探苏联为什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张为了能使苏联像支持盛那样支持他,不惜跟着盛的足迹前进。如盛要求加入共产党,张也亦然;盛表现十分激进,扣押杀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派往新疆的工作人员。张决定扣蒋,并交人民公审,以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因而张扣蒋后给中共邀功电中第一句话:“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张要求加入中共,虽因共产国际反对使中共实际上放弃吸收张入党,请注意实际地字,即中共表面上仍接受张入党的要求。稍熟悉中共吸收党员过程的人都会知道,此时在张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会按他们的经验,要张接受党的考验,在最能表现对党忠诚的时刻,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火线是最能表现出对党忠诚的地方。因而火线入党是中共颇为时髦的名词。

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蒋镇坐西安,亲自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于十二月十二日颁布全面剿共命令,而一举歼灭中共。张获悉此情后,决定挺身而击,捍卫党,表现出自己对党的忠诚,以能“火线入党”并“择苏前嫌”。从而顺利得到苏援,实现“西北大联合”的美梦。这是张为什么在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时间,以扣蒋方式发动他身边激进分子早已迫不及待的“中国十月革命”的原因。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历时十三天半,仔细的分析对比西安事变发动者用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后,可明显的看出张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心理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和时间。

1,“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时间:从张决定和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火线入党,“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委员长退休,让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张身边的激进分子更以为他们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缔造一个新时代。

张的言论:满口革命,且煽动群众仇视蒋,以达到公审蒋的程度。对蒋处置:交人民公审。

2,“西北大联合”

时间: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

张的目标:尽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但张既已发动了西安事变,再无选择余地,只有硬掌下去。仍希望苏虽不支持他,总会支持中共。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给中共有利消息,稳住中共不从铁三角中溜走,希望实现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他为这个大联合的政府首脑与军队统帅。并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自杀”或“入山为匪”。

张的言论:色厉内荏,以求在心理上压倒对方。但明显减少前一阶段煽动群众仇视蒋,以达到公审蒋的言论及革命词汇。

对蒋的处置:放弃交人民公审,以蒋头祭他们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蒋作人质,以换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转变原因:首先未能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也未能火线入党。更令张愤懑的是他在蒋坐镇西安,已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十二日下令一举歼灭中共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救中共。中共竟将他列于阎锡山之后,阎为全国联军总司令,而他仅为西北总司令。这使张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同时,也未能像他们预期那样得到全国各地响应。

3,兵谏

时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张的目标:尽量体面的下台。

张的言论: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正如他教导中共党员刘澜波那样“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无罪状。”对蒋处置:亲自送蒋回洛阳。转变原因:兵谏只不过是西安事变发动者们对外的说辞。想不到竟成了他们下台的阶梯。张希望能紧紧拉住中共,藉苏援中共而间接受益,因而苦苦请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直到二十三日中共致电他们时,仍不愿公开三位一体。张失去最后的希望,他思前虑后,感到连通知中共代表周恩来都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于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送蒋回洛阳。这场中共以俄援及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鼓动起来的西安事变。又以俄援绝望,中共千方百计从三位一体中脱身而落幕。关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心理历程,曾有过不同的分析。有一种说法,张十三日看了蒋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已准备抗日,因而全力保护蒋。这是张对蒋的说辞,以能与他的“政见之争”紧密配合,掩饰他抢班夺权的本意。张作为副总司令,且曾与蒋睡在同一个单元。能不知蒋秘密准备抗日吗?他不但知道蒋的计划,且因“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等而无良,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不抗日,何来“对日方案”???

张看了蒋的日记等后知道蒋苦苦支撑这个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国家的艰难,蒋又曾待他甚厚,不顾胡汉民等人的极力反对,任命张要职,现在他为了显示革命立场坚定,竟要拿蒋的头来祭旗,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像曹操杀陈宫时那种泪流满面的情景。但丝毫也未改变张要将他的双十二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并没有像对外说辞那样“马上绝对拥护他”,而一直拖到二十五日,中共仍拒绝加入三位一体后,才放蒋回洛阳,更证明他的“如蒋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我们所争的是主张……”等虚作的对外宣言,必须用他们的二套语言系统对应关系翻译后,才能看出他们的本意。

还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张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间心理微妙变化,但他们和“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十七日周恩来等来西安后,态度又突趋强硬。”来描述此种变化,显然未能揭示张的内心世界。

张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西安事变抱有过高的期望。甚至有这么种说法,他们准备在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但要这样做,必须先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心急如焚的盼望苏联支持他的喜讯。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这不能不使他开始担忧。正如俗话所说“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像张盼不到俄援时的失望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能不“惶惑”吗?能不“犹豫”吗?张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原来定位为“革命”,调整至西北独立或半独立局面。张将目标调低至他自认为有把握的程度后,反倒平衡些。似乎给人的印象“又突趋强硬”,又因他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持他,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故做镇定,给中共极喜不极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终不肯公开三位一体;第二,苏报纸那样严厉的指责张,中共会不会为了避嫌而与他划清界线呢?不能不使张担心中共也像苏联那样抛弃他。)持“政见之争”论者不乏其人。张与蒋到底哪些政见分歧呢?是“安内与攘外,孰先孰后”吗?张比蒋更极积“安内”,且手段也激烈得多。如张的“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肃清蒋系势力”、“用战争为‘抗日’开道”,扣蒋及南京中央政府官员,枪杀蒋孝先、十六团团长、杨守霆、常节槐,以及王以哲、徐方、蒋斌、宋学礼,追杀何国柱等。

是“联共”、“联俄”吗?恰恰是张知道蒋也要联共、联苏后决定抢在蒋之前“联共”、“联苏”。所不同的是,蒋的联共、联苏是为了解决国家危机,而张的“联共”、“联苏”是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以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援。因而一定要抢在蒋之前联共、联苏。

是抗日吗?张抗日?“九一八”、锦州、热河之役,哪一次张抗过日?直到西安事变前夕,张抗日情切的成立抗日援绥总司令部把东北军缩至兰州一线,待得苏援后再把蒋系势力从西北清除出去。只是“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向外活动”而已。他们内部相互交流,用对内语言系统表达的真实想法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七七”抗战后,张手下激进的抗日豪档的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可是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哪一个上前线与日军拼杀呢?

中共抗日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与该世纪初的俄国极相似,日本不惜市价是从芬兰买了五万支枪给列宁,让列宁发动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从西边牵制俄军主力,使之不能增援在远东与日军拼杀的俄军,从而战败失去库页岛等。列宁说:“日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日本帮我们缚住俄军,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天下英雄之见略同”,毛在该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日本社会党访问中国大陆团时说:“应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在批判彭德怀时曾说“要是彭不发动‘百团大战’的话,日军可能占领河南,我们根据地可扩大到河南。”抗战胜利前夕,日军败象已露,全国同胞喜在眉头,可毛却万分惋惜“日本失败得太快了,要是晚几年就好了,这样我们可多准备几年,准备得更充份些……”。毛的抗日是让日本缚住蒋的手脚,以能让他大力发展,日军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好,他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再看看中共在抗日中的表现吧!毛为中共制定“一份抗日,二份妥协,七分发展”的方针。但是抗日要流血牺牲,而发展可立杆见影,壮大山头后即可迁升。因而到了下面就不是这个比例了。就以中共叫了多年抗战后,出军第一战平型关战斗为例。当时林彪115师二旅建制,加上独立团共五团十五营四十五连。真正出力抗日的只有外号叫“猛子”的曾贤生连长率领他那一连人,袭击停放在“老君爷庙”西南乾河滩上的日军十余辆汽车,掳走汽车上的军大衣等。真正出力抗日的只占四十五分之一,这就是中共的平型关歼敌真相。他们撤出战斗后,即向全国广播宣称他们击败万余日军。又编造了伏击日军的神话,把袭击停放在乾河滩十余辆汽车的曾贤生连搬进伏击战中。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重复中共平型关伏击日军的说法,没有人问一下,能在这样的地段(傅作义制订用五支兵力,围歼已于九月二十三日窜至团城口的四个大队日军计划中,分派给林彪出击的地段,即能在日军岗哨旁伏击日军吗?);这样的时间(五支军队同时出击的时间)伏击到敌人吗?再看看中共所描述的伏击战“二百辆大车紧跟在一百辆汽车,后面于九月二十五日凌晨进入伏击圈‘又’下大雨”。二百辆中世纪的畜力大车,在雨中和雨后泞泥的黄土路上,经过彻夜艰辛的跋涉,居然仍能紧跟在现代化的汽车之后?且如此严谨在检阅台下也难完成的队型是疏忽大意?再加上所运的只是九月份倘不急需的军大衣。何不在大白天用十余辆汽车多跑几次,轻松的完成同样运输量的任务呢?如此文字也能重复至今。

近在咫尺的四个大队日军,眼光光的让林彪搬走他们的军大衣,他们为什么不保护,他们的运输兵呢?这是因为我另四支抗日健儿正在围歼他们,他们已处境垂危,再无力支援他们的运输兵了。倘若林彪真的拿出一份力量抗日,用一个营的兵力,从背后突击这股已处境垂危的日军再用二份兵力吹号呐喊助威使敌丧胆,此敌可歼。林彪不但虚晃一枪即撤离战场。且向全国广播,宣称他们已将万余敌击溃。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荣誉、军功是军人冒死杀敌的动力。现中共宣称他们已将敌人击溃,即使战死也无荣誉,军功可言,谁还会冒死杀敌呢?前线不溃乱才怪呢!中共如此行径使蒋伤透脑筋,又无法处置,无可奈何的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写道,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著名的学者黄仁宇在他的大着《从大历史的角度谈蒋介石日记》一书中引用上述日记。似乎责怪蒋心襟窄狭,中共在平型关勇歼暴日后,蒋仍无任何对中共推心置腹的信用”。黄被认为是尊蒋“反共”的。事实的真相如此令人吃惊!中共的所作所为,比最“反共”的文人,往最坏的方面想,所能想象出来的还要离谱。

蒋当时的处境,比最尊蒋的学者,往最谅解方面想所能想像出来的还要艰难。从“九一八”到“七七”是蒋对中国贡献最大的时期。蒋苦苦思索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他看到中共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武器损失严重,极欲从苏联取得武器,立即顺势诱导,劝说中共并给中共靠近外蒙的绥远五个县做为据点。这样既可避免中共以打通国际线为由而挑起的内战,又可让中共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从而不再为害我国。但中共要用中国人的鲜血保卫他们的“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拒绝蒋的劝告。

五、张学良生活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

张似乎有许多可爱之处。在当时中、下级军官待遇极低的情况下,张私下接济他们养家活口。张因热河抗战去职前夕,曾接见东北军团长以上干部,给每人一封临别信,所以人缘颇佳,若在太平盛世,可能广为传颂。

不幸的是张生活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稍不慎将会使国家民族推至灾难的深渊。就以张自忠为例,张自忠仅为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所做所为也远没有张学良那么离谱。但张自忠的亲哥哥看到国家民族垂危至此。深感他弟弟责任重大,不惜死谏。临终前寄语张自忠“三弟,你可不能做乱国贼子。”“乱国贼子”不是出于政敌之口,而是亲哥哥的规劝。可见历史对他们那一代人是多么严苛。张自忠从此转变成一位爱国军人,并为国捐躯,受世人称颂。张学良却愈走愈远。为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以“释苏前嫌”而发动西安事变,把中国历史导向另一航道。直到毛死才结束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历程。我苦难的同胞究竟受了甚么诅咒,要遭如此巨大的灾难。

本文有关资料取自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着

《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着

《张学良与苏联秘密会唔》焦绩华着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北京之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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