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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林彪这堵墙 周恩来嚎啕大哭

—云雾里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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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周秉德所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有一段文章很有历史价值,笔者不厌其烦,转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

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级干部躲起来偷偷地哭鼻子,周恩来不是第一人。笔者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文革中的小报上看来的。这场哭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揭发”出来,他当时是北京七机部(今日航天部的前身)一派群众组织“九•一六”的头头。七机部在北京有几个研究院,人口众多,财力雄厚,可以出动卡车一个晚上把北京大街小巷盖满他们的大字报和标语。文革中有许多事,现在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不知是否有人还记得当年曾有过一段批判所谓“多中心论”的运动,大家都知道是冲着聂荣臻去的。叶正光是在聂家长大的,他在批判聂荣臻的大字报里揭发,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几位元帅(记得他提到了刘伯承、罗荣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聂家聚会“抱头痛哭”。这件事虽未广为流传,却因为它同本人当时心目中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反差太大,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

另一次发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是当时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时发牢骚自己透露出来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碰头会上,谭老板冲着中央文革的人发火:“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说:“我也哭过三次。”看起来聂帅他们比谭老板少了一点心眼,不知道哭应该避开自己家里的孩子。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听:“要造成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元帅之哭到副总理之哭,再到总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说明这种政治局面不要说老百姓没有福气享受,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内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毛通过延安整风到庐山会议又到文革这几十年的经营,所造成的局面是,谁要敢向他老人家表示异议,不管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都要把他斗倒斗臭,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偏偏那些年里他老人家犯的错误又特别明显而且后果严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社会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云霄,因为老百姓看不见云遮雾障里的事情。和“舵手”同在云雾里的那些党的高级干部,眼里却看得一清二楚,这位舵手正在把大家引向何方。

他们中刚直一点的像彭德怀,把异议端到台面上,下场自然是自取灭亡;心机深一点的如林彪,就投其所好,用“最最最”的语言把毛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此来谋取权位。不过大忠大奸者总是少数,多数高干眼看这个他们集体捧上台的人为所欲为,无可奈何,只能像小媳妇在婆家受了气那样,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地哭一场。他们中有些人也许存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想法,而且后来也真有当上了婆婆的。被历史称为“八老”的,多半就是这样的人物。

不过,有一个人是很难熬出头的,他就是周恩来。自从在遵义会议上他把领导权交给毛泽东以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成为毛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让张闻天、王明这些人充当党内第二号人物,使自己避开毛的斗争锋芒。即使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差一点同王明一起倒台。根据莫斯科一九八六年公开的文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延安整风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发出一份要毛泽东亲启的电报,电文中说: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和王明当时的处境何等险恶,已经到了被“排除在党之外”的边缘。如果不是季米特洛夫(背后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以及在党内军内的深厚基础,周大概过不了延安整风这一关。

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在毛前面几十年如一日低声下气,连李志绥医生看在眼里都有点瞧他不起。周恩来何等明白之人,当然知道人家会怎样想。但是正是凭着这委屈求全的姿态,虽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护,亏得有刘少奇这堵墙承受了毛的大部分斗争锋芒,他总算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日子。当年为了同“机会主义头子”周恩来、王明斗争而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反而成了周恩来的挡风墙,这恐怕是毛、刘、周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

于是,经过了五十年斗争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内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只站着两个人物,周恩来面前的那个对手,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他的斗争原则是——用林彪替他总结的话来说——“一旦得罪,得罪到底”。所有他想得罪的人,不管是因为向他挑战,或者仅仅是表示异议的人,张国涛、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没有一个不一败涂地。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这恐怕才是纪登奎听到的那“一阵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的嚎啕之声,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华夏文摘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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