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翻译家周作人（图片：维基百科））
周作人曾被一些人誉为“民国第一散文家”，他更以翻译家行名文坛，他的译著具有极高的外国文学研究价值与审美价值，至今无可替代译本。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北京文化名人纷纷南下，周作人迟迟不动，三弟周建人来信劝他，他不理，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文中甚至说，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譬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是死上几千百个都不算一回事的。当时在国外的胡适也写了一首诗，希望他南下，还有很多朋友劝过他，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很固执。周作人终于沦为汉奸。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二月，周作人被捕，之后被判十年徒刑。一九四九年元旦释放政治犯，周作人便也交保出狱了。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据说，毛泽东看过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派出所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他也不能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但他的生活还算是稳定的。他总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
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旧病不愈，令周作人甚感捉襟见肘，甚至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拍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日记中周氏哀叹道“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但是一九六六年形势急转直下。自当年六月起，周作人预支稿酬停付，当然这只是开始。
在鲁迅博物馆，老太太在世时住过的屋子里，挂着她的巨幅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她的大儿子是鲁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于供在二儿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着遭了殃。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首先砸的就是老太太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那年他81岁。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小将们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二十几年后还经常发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周作人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
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洗澡间。澡堂里格外潮湿，适值夏末初秋，这位曾经是养尊处优的知堂老人，此刻给成群的毒蚊子咬得体无完肤。
半个月后张菼芳于心不忍，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红卫兵规定，周作人这间小屋平素是不许人进的。屋里，只有过去做厨房用时装的自来水管以及洗碗槽、灶头等等，连把椅子也没有。那几个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铺板上过的。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周作人曾两次“呈文”给派出所，大意是：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1967年5月6日中午，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他吃得干干净净。
但是下午两点多钟，同院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待张菼芳奔回家后，82岁的老公公早已浑身冰凉了。
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去火化，甚至骨灰匣也没敢拿回来，就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然而，不出三年，这一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哪里还顾得上老人的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