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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为文化汉奸 81岁文革请死而不能

散文家翻译家周作人(图片:维基百科))

周作人曾被一些人誉为“民国第一散文家”,他更以翻译家行名文坛,他的译著具有极高的外国文学研究价值与审美价值,至今无可替代译本。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北京文化名人纷纷南下,周作人迟迟不动,三弟周建人来信劝他,他不理,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文中甚至说,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譬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是死上几千百个都不算一回事的。当时在国外的胡适也写了一首诗,希望他南下,还有很多朋友劝过他,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很固执。周作人终于沦为汉奸。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二月,周作人被捕,之后被判十年徒刑。一九四九年元旦释放政治犯,周作人便也交保出狱了。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据说,毛泽东看过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派出所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他也不能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但他的生活还算是稳定的。他总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

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旧病不愈,令周作人甚感捉襟见肘,甚至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拍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日记中周氏哀叹道“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但是一九六六年形势急转直下。自当年六月起,周作人预支稿酬停付,当然这只是开始。

在鲁迅博物馆,老太太在世时住过的屋子里,挂着她的巨幅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她的大儿子是鲁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于供在二儿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着遭了殃。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首先砸的就是老太太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那年他81岁。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小将们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二十几年后还经常发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周作人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

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洗澡间。澡堂里格外潮湿,适值夏末初秋,这位曾经是养尊处优的知堂老人,此刻给成群的毒蚊子咬得体无完肤。

半个月后张菼芳于心不忍,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红卫兵规定,周作人这间小屋平素是不许人进的。屋里,只有过去做厨房用时装的自来水管以及洗碗槽、灶头等等,连把椅子也没有。那几个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铺板上过的。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周作人曾两次“呈文”给派出所,大意是: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1967年5月6日中午,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他吃得干干净净。

但是下午两点多钟,同院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待张菼芳奔回家后,82岁的老公公早已浑身冰凉了。

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去火化,甚至骨灰匣也没敢拿回来,就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然而,不出三年,这一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哪里还顾得上老人的骨灰!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来源:希望之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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