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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忆秦城监狱真实生活 揭中共政治真谛

文革时期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在个人回忆录中用“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来定义这座神秘的“天牢”,在那里对于所谓“囚犯”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亲历者永生难忘。谈及这段历史,吴法宪更是感慨,“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并深切感受到谭震林的“三个不该”:“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

1980年,吴法宪在公审大会现场(网络图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〇一”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放风”一、两个小时,天气不好的星期天则不“放风”。有个别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忘记了“收风”。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关在里面达五个小时。等到开饭的时候,一看我不在,才查问我到哪里去了,结果想起来了。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太阳直射,里面热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浃背。好在四点以后,有一面墙可以挡住太阳,不然的话我早就中暑了。之后,管理员向我解释说是“忘记了”。由于吃饭的时间已过,我只好打一点冷饭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员对我说,我住的牢房要修理,准备把我换到北边的楼里去,原来的床板和东西都带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来,大约需要三个月。就在那天下午,他们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楼的三楼东面的一间房间里,整个的一层楼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放风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在走廊上来回活动。走廊长约五十米,“放风”的时候可以打开窗户通风,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时间一长,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后来,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到八点,到楼下院子里活动半个小时。满院子里都是梨树,树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只有饱一饱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动把院子里的草拨了,他们很高兴,叫我不要累着了。这是我到秦城监狱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客气话。第二次拨草,我一时没有看见,碰到了树下的一个马蜂窝,被蛰了好几处,脑袋上肿起了一个一个的大包。他们又叫来医生来给我治疗,这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不堪,西晒的太阳一直从窗户射到了床铺上,墙都像火一样烫,在房间里实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很高兴,因为三楼比较高,上下楼比较累,我也不想多下楼,在走廊上活动很舒服。有时在走廊上“放风”,遇到大雨欲来之时,风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从搬到北楼以后,我常听到别的牢房里有音乐声,就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管理员说是装的有线广播,我就要求给我也装一个。他说:“你一个人住这座楼上,要拉很长的广播线,等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给你装。”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我就问是不是该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去了。他们告诉我说,准备搬到西边的一座楼上去,说那里的房间刚刚修好,条件也比较好。我心里还有一点不相信,因为骗我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房间要比我原来住的大一倍。我还是住在三楼,共有十个大房间,我住在中间的一间,里面有一个小厕所,房间的光线也好,因为是刚刚粉刷的房子,卫生条件也好,灰尘少,没有蚊子。原来我住的房间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烂了,所以到了这里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我要求将原来睡过的一块床板搬来,他们同意了,又给了我一张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写材料、吃饭。下面还有一个空的抽屉,可以用来放碗筷。饭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时候还有包子和饺子。

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候耳朵批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过年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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