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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上中共当惨死 钱钟书:吴晗不值得同情

——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19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直至文革打倒顶峰,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倒,惨死他乡。在钱锺书看来,知识分子被打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丧,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在谈到吴晗的悲惨命运时,钱锺书颇有些戏虐地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19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直至文革打倒顶峰,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倒,惨死他乡。在钱锺书看来,知识分子被打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丧,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在谈到吴晗的悲惨命运时,钱锺书颇有些戏虐地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1958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左二)到北京师范学院视察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从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我们仨》,第12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中共治下的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有惊无险”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顾颉刚日记》4月9日记:“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气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几人!”(《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22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里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第552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可见讲话多么具有煽动效应。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23-2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奕棋转烛事多端,

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

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

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

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许景渊解读后两首诗说:“‘反右’之大潮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高楼,一时人心惴惴,诗中‘脱叶’‘啼鸠’句喻知识分子之心态也。‘邯郸无梦’‘妄膜尽褪’则言先生胸怀高旷,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堕尘劫矣。足徵诗人颖悟,见微知著,故能摆脱尘烦,得非所谓机动心应者乎?”(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记钱锺书先生》第9页)“脱叶”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脱叶犹飞,风向未定;古人过此,尚有黄粱美梦可作,而他夜过邯郸,正是入梦之时,却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净,连梦都没有了……(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随笔》1988年第4期)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1957年吴被补划成右派)。

钱基博在1949年后,也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就职。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国学大师,对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望。1953年(67岁)开始,他身体转差,说话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而是在家帮助指导青年教师。1957年春,儿子钱锺书再次来探望他时,他已病势沉重。此前,钱锺书每年寒暑假都会来武汉探望双亲。谁也没料到,此番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许大雄《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文汇报》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刘金《已到春暖花开时》,《记钱锺书先生》第206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

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7月初,钱锺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未能请假探亲。(罗厚《钱锺书书札书钞续一》,《记钱锺书先生》第329页)在父亲因言获罪后,组织上派人来京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他回话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王武子《关于六“不”说之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虽不说饶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亲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势所在,难左右大局,露出不尽无奈。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钱基博溘然长逝。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17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照样受到批判。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7页)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上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好在小川环树的评论,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我们仨》第136页)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的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何以能逃过此劫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先生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转达杨的观点)。杨绛说:

“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类似表述亦见《我们仨》)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中共建政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从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邓绍基《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蒋寅《在学术的边缘上》,《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15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0页)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陆纬《清华狂才子当代一鸿儒》,《文化昆仑》第256页)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翰林院”内外》第8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尤其作为毛的秘书的胡乔木,从“文革”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的,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文革”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他们两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肖凤《林非被打真相》,《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4期)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听杨绛谈往事》第314页)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也许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咎,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从此消沉。(郑朝宗《怀旧》,《不一样的记忆》第115页)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文洁若《与钱锺书先生邂逅街头》,《北京晚报》1999年1月5日)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谢蔚英《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北京晚报》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8页)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hisondes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钱锺书》第14页)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359页)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意义,这一年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标志意义,让中国知识分子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但对于钱锺书以及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还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3月7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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