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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木陈希同夸大军警伤亡 篡改六四真相

—历史真相与个人尊严——从“六四”死亡数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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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事件”后,时任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6月6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称,“只死了23位学生”。“六四”死多少人重要吗?作者认为“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不管有多少人,对于他的父母、妻儿、亲属、朋友、熟人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都有不可轻视、不容践踏的个人尊严。”

1989年5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进行绝食请愿

六四”打死了很多人,但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无人确知。我们目前可知的,官方数据有1989年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记者招待会的版本;6月19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的版本;6月30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版本。

袁木说,解放军官兵受伤5千多人,“一小撮为非作歹的暴徒和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伤两千多人,“死亡情况初步统计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当中包括23名是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

李锡铭在《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中说:“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重伤的136名;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别属于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余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

按照统计学常规,后面的数据应该比前面的准确。陈希同的报告最晚出炉,距“平暴胜利”已近一月,当局有充足的调查统计时间,而且陈是代表政府向人大常委会作正式报告,他所提供的数据理应被视为“官方权威数据”。然而,奇怪的是,陈希同报告将“暴徒”砸车烧车的数量倒是统计得很详细,精确到了“1280多辆”——比五千多、三千多的受伤人数精确太多,而且还按军车、装甲车、警车、公共电汽车、其他机动车作出了细致分类,却在死亡人数的统计精确性方面一塌糊涂,比李锡铭的报告大为退步。除了“36名大学生”仍为确数之外,其余死伤全部换成了约数:军警死亡从23人变为“数十人”,非军人死亡从218人变为“200余人”,这相当令人费解。黑心矿主报告矿难人数也不至于如此敷衍马虎。而且,陈希同也没有像统计车辆损失那样,按照“被暴徒打死的军警人员”、“被暴徒打死的无辜平民”、“被军警击毙的罪有应得的暴徒”、“被军警误杀的围观群众”、“其他被误杀人员”等口径进行细致的分类统计,而这样的分类统计对于澄清“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至关重要,乃必不可少。如果真有所谓“暴乱”,当局为什么不把这些数据一条一条摆出来呢,陈希同脑子有病吗?

袁、李、陈三个版本的官方数据均不可信,因为均有作假的嫌疑。他们把军警受伤的人数说得太大,张口就是五千多、六千多,把车辆损失说得太细,不惜笔墨,绘声绘色,这显然是为了营造“暴乱”的气氛。但是,把重装上阵、枪弹开路的正规军说得弱不禁风、一触即伤,把手无寸铁、至多只有砖头木棍可持的“一小撮暴徒”说得威猛神武,未免太离谱了。

他们故意夸大军警死亡人数,从袁木的“死伤的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官兵”,到李锡铭的“死亡23人”,再到陈希同的“死亡数十人”,无非是希望人们产生暴乱很严重,军队是被迫自卫、迫不得已才开枪杀人的印象。结果当局自己打了自己的脸,中央军委最后确认的“烈士”不是23人,也不是“数十人”,满打满算15人,包括一个多月以后才病死的,都封了“共和国卫士”。据吴仁华考证,这15人当中有病死的1人、被友军误杀的1人、车祸死亡的6人,都不应该算在“暴乱”的帐上。

他们一边夸大军人伤亡,另一边瞒报平民被杀。之所以莫名其妙将李锡铭的确数变为陈希同的约数,显然是作假心虚,怕把数字说得太实了容易穿帮;之所以“36名大学生”的死亡人数一直不变,没有被改成“十多人”或“二三十人”,是因为他们担心学生自治组织仍然拥有搜集和发布伤亡资料的能力。所以,我倾向于相信,36人的北京大学生死亡数字是“六四”官方数据中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数字。这说明了一个普遍有效的政治原理:拥有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监督机构,对于防止政府编瞎话骗人是多么重要。

除了官方,“六四”死亡数字还有各种民间的、港台的、外媒的版本,说七八百上千者有之,说数以万计者有之,说“堆尸成山”、“血流成河”、“不计其数”者亦有之。但遗憾的是,由于官方的封锁,非官方版本的可靠性也大都很低,并不见得比官方版本更具可信性。

在陈希同的平暴报告之后,中共当局再未主动修订、更新过“六四”死伤数据,虽然陈希同的报告是那么浮皮潦草,完全不具备宣之于众、存之于史的资格。但当局从此便以坚忍不拔的强硬态度,持续25年阻止海内外媒体、学者、非政府组织对“六四”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拒不允许前戒严部队军人、杀人者、前“暴徒”、受伤者、目击者、知情者在国内公开发声,提供任何可供进一步核查的有用信息。显然,它希望“六四”真相永远冻结,死亡人数永远成谜。这有什么道理呢?

公布真实准确的“六四”死亡数字,这本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哪怕不平反,也不能报假数。从技术上讲,这不是一件难事,相反,虚报瞒报倒要复杂得多,因为杀人容易灭口难,何况是这么一件举世震惊的历史大案。

官方绝秘档案里应该会有精确到个位数的“六四”死伤者资料,但我们不敢奢望这些档案会被主动公布。毕竟,我们至今也还不能确切知道“镇压反革命”杀死了多少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了多少人——虽然这些事情早已经时过境迁,现任的中共领导人并无个人责任可言。为了这些数字,左右两派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政府永远无动于衷,仍然为了维护开国领袖的形象,为了党和国家的面子,或者为了“红二代”的不正当权利和利益而执着地封锁相关档案,不肯让人民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甚至有理由担心当局会非法销毁某些重要的秘档,原苏东各国在共产党政府垮台之前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没有法治观念、没有政治底线的权势群体来说,做出这样的恶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六四”死多少人重要吗?当然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死“200余人”与死七八百人、两三千人,只是数字大小,并无本质区别,似乎此事不值得认真追究。在他们眼里,重要的事情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定性”、“评价”什么的,比如“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之类,比如“打倒”、“清算”、“正义”,等等。总之,他们认为“六四”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小事,关注“六四”就应该高瞻远瞩,关注那些宏大、崇高、整体、形而上的东西,至于死了多少人,有一个八九不离十、大体上说得过去的数字也就够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了。什么“南京大屠杀30万”,“三大战役歼敌150万”,“四类分子3000万”,没有确数,更没有名单,动辄以万计。更有甚者,在那位不可一世的“开国领袖”那里,杀人不必立法,死人不必计数,掰着指头定一个百分比就可以了。他当真以为中国人是蝗虫,是蝼蚁?

一个国家不管有多少人,对于他的父母、妻儿、亲属、朋友、熟人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都有不可轻视、不容践踏的个人尊严。可惜,“六四”25年了,迄今为止,唯有“天安门母亲”群体搜集整理了一份202人的死难者名单,绝大多数死者有名有姓,有人证物证,可查可核,堪称信史。于死者以及幸存者而言,这是无量的功德。

美国的越战纪念碑镌刻着那场战争全部57000多名阵亡美军的姓名,不管他生前是什么职位、什么军衔,不管他是什么家庭出身、什么族裔、什么肤色,也不管他是怎么死去的——有没有像样的“英雄事迹”、够不够得上“光荣牺牲”或“革命烈士”的级别,在纪念碑上,战死者人人平等。越战纪念碑拒绝渲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或民族自豪感之类的东西,也不涉及对那场战争的政治与道德评价,某种意义上它是政治中立的:立一块国家级的纪念碑,并不意味着国史对那场战争的颂扬或肯定。它如此简捷,又如此专一,其唯一关注的,仅仅是那些被战争夺走的、曾经年轻鲜活的、一个一个美国公民的可贵生命——若不是为国战死,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幸福生活、长命百岁的。

越战纪念碑由当时还很年轻的华裔林璎女士设计,但除了设计者的名字之外,纪念碑没有任何中国元素,它所体现的是纯粹的美国特色。无差别地尊重每一个死难者的个人尊严,这是美国人民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典型方式。美国人纪念9·11的仪典没有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各界代表深情缅怀”之类中国人所熟悉的重头节目,而是由各人的亲人逐一诵念逝者的名字。爱惜和尊重每一个美国公民的生命价值,或许,这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中国的情形完全相反。天安门广场上巍然屹立的那块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只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题写碑名并以个人名义落款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纪念的对象是“三年以来”(指“解放战争”)、“三十年以来”(指五四运动以来历次内外战争)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指中英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外战争),“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谁属于这个英雄的行列,谁不配进入这个英雄行列?别说没有具体的名单,连抽象的标准也不可能有。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之外,这块所谓“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毛泽东之外任何一个的具体的个人都毫不相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树碑勒石之际,那些不幸加入了中华民国国军、没有逃往台湾、当年曾英勇抗击日寇且侥幸未死的抗战老兵们,却正在以“历史反革命”、“阶级敌人”的身份承受残酷的政治虐待。不久之后,本应列入“人民英雄”行列的中共早期革命领袖瞿秋白(还连累其父母),辛亥革命元勋黎元洪、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人均被掘墓抛尸,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著名历史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不仅墓园被毁,尸骸还被扒掉了衣服,或被曝晒数月,或被拖拉机拖着游街,康有为的尸身竟被“砍头”示众。功业非凡的历史人物尚且尊严荡尽,活在当朝当世的普通的个人,哪里还有权利和尊严可言呢?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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