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各种历史读物，包括教科书，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甚至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
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的反蒋暴动行为、武力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实。
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已经在用他自己的话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自白。
依据国民政府特工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政府特工暗杀、抓捕吉鸿昌的理由，是吉鸿昌从事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政府特工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
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
1、吉鸿昌收受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钱，本来想投奔蒋介石的，但后来又反悔；
2、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被蒋介石的人查获；
3、蒋介石曾经命令吉鸿昌剿共，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军。蒋更是无法容忍。
后来吉鸿昌被捕受审，国民政府的军法官在法庭上，是这样问他的：“你在天津租界里，做苏俄代理组织地下党的工作，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文件和充分证据，请你如实供认。”吉鸿昌对此，是供认不讳的。
以上这些珍贵史料，出自吉鸿昌生前战友傅二虞的证言《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第63至126页。
众所周知，大陆出版的各地《文史资料》，都是各地政治协商会议编写的，换言之，都算是官方史料，既不是敌方“反动”材料，也不是什么街边野史。
更致命的是：还有印证。
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透露了这样的事实：
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
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国民政府派兵追逐；
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
凌勉之的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第127至143页。
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以及其相应的页码：
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俄代理组织（117页）；
2、经过苏俄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119页）；
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127页）；
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第129页）；
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俄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第195页）；
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政府特工逮捕（第196页）不久后被枪决。
以上种种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死于通俄，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叛国罪。
这才是吉鸿昌故事的真相。
2013-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