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熘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