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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高官披露长征前中共内部的“万人坑”大屠杀

——红军叛将龚楚回忆录中心狠手辣的谭震林

1935年,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前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投降国民政府,成为“红军第一叛将”。根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的种种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经历,还原龚楚逐渐对中共失去信心直至最后叛逃的心路历程。在这位中共最高叛将笔下,除披露红军为杜绝保证长征时逃跑及投降现象进行的“万人坑”大屠杀之外,谭震林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以莫须有罪名,与项英共同合谋残酷处决原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妇的言行举动也令人触目惊心。

1950年,三野部分领导人在杭州孤山西泠印社合影,左四为谭震林

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市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声

回乡不久,龚楚先后出任余汉谋粤军第1军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龚楚诱伏中共北山游击队,除几人逃脱,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此为“北山事件”。后来,龚楚与另一反水中共的何长林诱捕项英、陈毅,被前来带路的中共侦察员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迅速逃走,躲过一劫。抗战爆发后,龚楚先后任国军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龚楚出任徐州市长,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可谓“助纣为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1949年10月,共军打到北江,龚楚率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写信劝降,11月上旬龚楚率部下山投诚。12月,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海南守将为龚楚乐昌同乡薛岳。广东省长叶剑英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龚楚知道劝降薛岳不仅没有成算,且有“通匪”杀身之险,但若无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决定滞港定居。此后,龚楚应邀赴台谒蒋,蒋要他在港祕密收编残部组织“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但他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旋涡,改名龚松庵,返港办实业。龚在香港呆了40年,期间赴美,拿到“绿卡”,最终归返香港,以写作书画自娱,一张墨迹可卖三五千元。1960年代后期撰写回忆录。

1980年代后期,中共发布公告:“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国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龚楚萌发回乡之念。乐昌当地政府为讨好龚楚,拨款七万原式原样重建龚家老屋,占地面积320多平米,建筑面积170多平米,六房两厅一厨两卫,琉璃瓦顶,一副当年土豪宅第模样。宅内配置全新家具,包括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气派。于是,龚楚决定回乡。

但乐昌县有关部门还有一道难题:以何种规格接待这位红军叛将?请示上峰,省统战部批复: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1990年9月13日,龚楚携夫人王兰芬抵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摆酒接风,龚楚递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老家辞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龚楚姪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1990年代就为乐昌引资四亿余,也算龚楚最后泽被乡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历史帷幕,这一代人已经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结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盖棺之时,却非论定之日。如何评说那场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称量“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当今中共从革命退至改良,从对抗折返和谐的“改革开放”?大革命一代留下庞大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一切并没有简单结束。逝去的岁月仍在“规定”着我们。虽然后人无法改变历史,也不能假设历史,但总还有总结历史的权力吧?后人不能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封住历史其实就是封住今天的前进,不让还原历史,底牌自然在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顾虑”。不过,这一次,寰内士林已经明白:对那场大革命的理解评析,可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历史大账目。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龚楚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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