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转载自中青报摄影部记者郑萍萍。
北京，房客已匆匆搬离，匆忙之中遗留下了一张结婚照片。
不知道新的敏感词是什么，这是改的第九遍。
小区附近的小食餐馆关了不少，最近一周内连续遇见两次外卖无人取单的情况，这种直观而切身的变化，说明北京这座城市清理“低*duan人口”的举措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2017年中国发生了两场进入公众视野的住宅大火。
第一次发生在杭州绿城的高档小区，而这场大火直到今天都没能得到公正的回应；
第二次放生在北京边缘大兴区的廉价出租公寓，通报中称事故原因是地下冷库施工不规范导致起火。当地住户还透露说，雾霾治理和环保压力使得今年这处公寓没有供暖，许多住户都自己用煤供暖。
杭州火灾发生后，即使事主奔走呼号也没能对中国整体住宅消防水平带来多大的提升，但北京火灾发生后，为期40天的针对全城的消防安全排查却立即执行毫无游移。
而中国特色/社会/魔幻现实主义来自于，排查消防安全这件正常而正义的事情，却在执行中毫无征兆地关停快递仓库，并且直接成为了北京大规模驱逐外来务工“低*duan人口”的契机。
驱逐“低*duan人口”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第一次提出来的。
2016年的年初北京和上海就分别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标：到2020年，北京人口控制在2300万，上海人口控制在2500万。
北京今年年中就陆续在赶人，十九大之前就已经见到了很多“低*duan”住宅区帖的告示，其中大量出现“限期搬离”“限期5天”“否则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断水断电”“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等字眼。
驱逐人口并不真正是因为要排查消防安全，恰恰相反，整顿“消防安全”只是给了一直以来都在驱逐人口的北京一个合理的借口，借此契机达成他们一直以来就需要完成的人口控制难题。
而人口控制，又是以驱逐“低*duan人口”作为主要手段进行展开的。
怎么说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依靠工农阶级成功的政权，一个在dang*章里面依然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执政*党，一个号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能够喊出“低*duan人口”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在讨论暴力驱逐手段之前，我想先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北京已经到了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吗？
（这部分内容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及数据参考了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的任泽平老师的文章《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
人口经济学研究基本逻辑是城市经济与人口的平衡。
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城市人口集聚规模的关键在于该城市与所在国家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这种区域收入差距可简单地用区域经济份额与区域人口份额的比值来表示。
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当城市在人口集聚规模基本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并不会等于1，但将保持1附近的水平。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一个城市的人口与该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应该匹配，即达到平衡。
如果不匹配，即会发生人口的持续迁移，要么内迁要么外迁。
研究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口以上的主要城市，其“经济-人口比值”大多位于1附近，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
当该比值高于1（附近）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福利依然是多于目前人口所享受福利的，福利仍在溢出，这种溢出的福利会始终吸引其他地区的人聚集到城市。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梁捷曾经在《失语的经济学家：为什么穷人往往不愿意离开贫民窟？》一文中提到过穷人往大城市聚集的原因：分摊溢出福利。
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它的“集聚效应”，即资本集聚、人力集聚以及信息集聚。在现代生产模式里，资源协作的效率比以前高出无数倍，而且还在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增长。……集聚效用的作用力超乎寻常地大，以至于在我们目前知识水平下，都很难衡量它的衰减边界。于是一个个大城市产生了。
……
可是人有移动的权利，贫民也希望能分享大城市集聚效应所溢出的福利。
……
很多工人都表示，能在这个有害环境里工作已深感幸运，他们打死都不愿回到一无所有、毫无希望的乡村。
当“经济-人口比值”低于1（附近）的时候，简单来说城市人口的福利和资源所需已经超过现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时候即使政府不赶，人口也会主动迁出。
韩国人口长期向首尔圈集聚，但当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低于1后，人口从净迁入变为净迁出。
日本东京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15时，人口依然呈净迁入状态；大阪圈和名古屋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15以下时，人口处于净迁出或迁入迁出平衡状态。
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里面》通过量化的社会发展曲线起伏，也呈现了一个类似的事实，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人口与资源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上的平衡。
每当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当地资源所能承担的极限，便会发生战争/瘟疫/天灾/屠杀等事件使得人口大幅降低，重新达到发展平衡，以此往复循环。
这几种人口灾难演变到人类文化中，就变成了圣经里的“天启四骑士”。
城市人口问题说到底并不复杂，本质上就是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平衡问题。
那么今天的北京上海“经济-人口比值”是多少呢？
2015年，北京和上海分别为2.15和2.10，具体情况引用如下：
从经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北京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呈波动式变化，但在2004年达3.73的阶段性峰值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15年为2.15；上海市呈波动式下降，特别是1978年达6.47的阶段性峰值后呈明显下降趋势，2015年为2.10。即便考虑居住在区外、工作在区内的人口，单纯对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各加200万，北京市、上海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依然高达1.9以上。
也就是说，尽管当前的北京和上海出于各种原因，定下各种不知道理论依据的人口调控目标数字，但按照目前其“经济-人口比值”的数据来看，两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福利依然远远超过其常住人口所需，福利仍在溢出，人口依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聚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感性上说“逃离北上广”就可以逃离的问题，一批人逃离，更多人仍然会赶来。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北京还远远没到需要严控人口的时候。
但是北京的城市病如此突出，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差、房价暴涨……难道不需要调控人口吗？
这个问题，非要讨论的话，我说一句不讲道理的话：既然人口还没饱和，北京就已经搞得这么差劲了，那说明是你们搞城市管理的人水平不行。
自己不好好反思自己的管理水平，反而把锅甩到“低*duan人口”身上，以为赶走了他们就会变好了吗？
北京和上海并不是全球大城市中人口最多的，也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东京、孟买、首尔都是亚洲城市，人口规模都很大，人口密度都远远高于北京和上海。
城市病的出现有很多因素，历史上遇到过类似问题并且处理得更好的城市比比皆是。并不是因为执政者遇到了史上最大的难题而不知所措，只是长久以来的集quan制度让整个体制都习惯了不思考一刀切的执政方式。
虽然什么事情都算到政府头上是不对的，但是由于这国政权事实上无处不在什么都管的特性，大部分时候又都不冤枉。
就像我之前说的：
一个什么都管的大政府，不得不面对什么锅都要背、什么都可以清算到政府头上，于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都必须禁止搜索，反而显得自己更难辞其咎，于是更被舆论所困，只能再加强舆论*管制的死循环局面。
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跳出来就事论事分析一下，如果执政方式有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儿：
彻查火灾责任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在于调查过程完全不透明、信息发布渠道单一。
全城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在于借由消防安全检查之名完成政府驱赶人口的目的。
查处违章建筑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在于章法和手段都是无统一规范的标准。
既然违章，违的是什么“章”，是否有统一的“章法”可依？
查处违章建筑的同时是否给生活在这座城市、工作在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提供劳务和服务的公民提供了新的住所。哪怕只是临时住所也行，但是有么？
疏散和控制核心城市人口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在于不加思考简单粗暴的懒*政。
疏散和控制核心城市人口有很多种方式，最好的当然是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户籍、分配制度，提高非核心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吸引力；即使差的方式也可以换个时间换个方式，给被驱逐的人一些人道主义照顾。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当代阶级划分和阶级隔离的核心制度，本来就已经不堪使用，关于户籍改革的呼声和行动也一直在提。
2015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这两项意见虽然保守，就实际改革进度来说也十分有限，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认为这是在朝着好的方向走。
结果户籍制度还未改革，依据户籍制度而被称为“外来人口”的劳动者却先在2017年的冬天，在属于自己的国家被大规模驱赶回更贫困的户籍所在地。
1954年的冬天，法国的皮埃尔神父因为看到一位因和丈夫离婚被无情赶出家门的妇女冻死街头，临死手里还抓着前一天被丈夫驱赶出来的驱逐令，于是呼吁法国人给流落在外的人提供住宿，并提议立法。
后来法国在《建筑与居住法典》中规定，由法院作出的关于驱逐违约房客的“勒令迁让”法决，每年冬季（11月1日起至翌年3月15日止）必须暂停执行。即，法国的冬天不允许驱逐房客。
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中国人同样在靠自己的力量，民间不断发起救助被驱逐人群的活动。
不同的是，这些信息不断发出来却也在不断地消失，甚至提供救*助的组织也不断在被关停。
懒政。
某大会前夕要求提高北京城市安保水平，降低110报警的呼叫率，于是小区贴出告示，请公民在大会期间不要拨打110，遇事需要报警的话请拨打另一个私人座机号码。
雾霾严重，环保问题迫在眉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耗时长太麻烦，于是干脆每次都关停工厂，冬天停止烧煤供暖就好了，没有中间环节来过渡，直接了当见效快。
核心大城市要控制人口，控不住那就干脆直接赶吧。
……
每次要解决一个难题，都会采用最简单粗暴、最一刀切的模式，不愿意多考虑一些实际执行的问题，不愿意多考虑政策会带给人民的具体问题，看不见就等于没有。
这不是水平问题，能人多了去了，这只是懒政。
可是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被解决，只是一次次被压下水面。
我们压下去一次，过十年才会浮起来；我们压下去两次，过五年才会浮起来；我们压下去三次，过两年才会浮起来……
然后呢？整个社会的暴戾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破坏得越来越彻底，一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规则体系由规则制定者带头践踏，于是规则彻底破裂，社会滑入丛林状态。
但凡还有一些记忆，我们应该能想起几年前几起恶劣的伤人事件，火车站的砍杀、幼儿园的爆*炸，学校的持刀杀人……哪一桩背后不是一个绝望的无法寻求公平只好诉诸暴力的个体？
只要没有爆发，一切怨恨都会转化为深刻埋藏的矛盾和仇恨，然后等到未来某一天报复给这个社会。至于那个时候，是谁来承担这个报复，是中间阶级还是高端阶级，谁知道呢？你，我，我们都有可能。
最后再回到人口迁徙的问题上：
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住所吗？我认为应该是有的，否则如今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也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再绝望和贫穷的生活，只要人口还能流动和迁徙，就依然有希望。已经把希望变成现实的人，不应该阻拦别人追逐希望。
谁又不想过得更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