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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第一罪人─伪爱国将领张学良

逼蒋抗日论是否成立,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是张学良是抗日的,或者是要抗日的。第二,蒋介石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历史告诉我们,张学良没有抗过日。即使在能够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即使是在应该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他的抗日历史,实际上是避战史,逃跑史,即使有极小规模的接触,也只有失败史。

张学良其实是担心蒋介石对其东北军进行调防和分解,弱化自己的势力,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最终没有达到巩固东北军势力的目的,但却由此救了被围剿的共产党军队。蒋介石感恩于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拥护国民党政权,对其只采取了软禁,而不是象杨虎城那样赶尽杀绝。

张学良

西安事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变?

我们听到的历史往往被有意识地修改了。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无论是张学良将军本人,还是中共党史的表述,或者是大陆历史学家的认识,都认为是为了逼蒋抗日。逼蒋抗日论是长期以来存在于历史学界的权威理论。

很多情况可能是真实的,比如当时在延安的斯诺就记述,毛泽东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所扣,心中狂喜,几次电报让张杀蒋,也准备在陕北公审蒋介石,延安开始搭建公审会场。这说明延安方面当时根本不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杀蒋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脱离事实作评论,会是沙滩上造楼。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蒋不抗日,他要逼蒋抗日。

逼蒋抗日论是否成立,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是张学良是抗日的,或者是要抗日的。第二,蒋介石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国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只有这两个事实存在,“逼蒋抗日”的理由才有可能成立。如果这两个理由有一个不成立,或者两个都不成立,那么,张学良所称的发动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张学良抗日吗?他什么时候抗过日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张学良的“抗日”史。翻看《张学良回忆录》及相关文献,满篇尽是他盘算着自己个人的利益,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的证据。

历史告诉我们,张学良没有抗过日。即使在能够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即使是在应该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他的抗日历史,实际上是避战史,逃跑史,即使有极小规模的接触,也只有失败史。

日本军队

第一,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在九一八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九一八事变前,外交总长顾维钧曾经进言:要防范日本不测之心。但张未予重视,也根本不想防范和抵抗。他下令,“万一日本进攻,东北军不予抵抗。”

沈阳博物馆保留着一份电报,是在1931年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之后(九一八之前),张学良对日本采取完全的不抵抗政策,他还致电沈阳东北军“此时如对日宣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完全没有军人那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节,卖国之心昭然若揭。

日本关东军进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

张学良曾经是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东北三省的最高领导。1931年,因不战而拱手让出东三省而名闻于世。1931年9月5日,张学良指示前来请示的东北参谋长荣臻,“敌果挑衅,退避为上。”9月6日,张将军又发电指示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参谋长荣臻等人:“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可见,张在事变发生之前,已经明明白白地确定了“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这种“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能称得上抗战、能算是抗日吗?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吉林市

第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张学良两次下令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个夜里,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平陪明星胡蝶看戏,灯红酒绿,笙歌悠扬。日本人突然进攻北大营的时候,东北军的高级领导都不在营中。在营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不敢随意处置,请示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王又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荣不敢作主,请示张学良。张在电话里回答,“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避免冲突”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手下的东北军的强兵悍将脱离日本人,不与发动事变的日本军队接触,不与接触,能算是抗战吗?它只是逃跑的代名词。“避免冲突,”也不能算作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日军占领吉林军械厂

第三,沈阳失守后,东北还有辽阔的国土,张学良手下还有东北军几十万,却选择节节败退。

这些军队,可以据守关寨之险守卫国土;可以隐入山林,展开游击战争;日本军队只有2万人,东北军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张将军却仍然不抗日,节节后退,乃至拱手退出锦州城,拱手退出山海关。使日本人在二个月内尽据关东百万平方公里江山。日本人如此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如此顺利地为创建伪满洲国准备条件,张学良将军的“避免冲突”方针是帮了大忙的。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国民、中央政府、国家领导、三军统帅,都曾再三要求张学良将军抵抗日军侵略。外交家顾维钧曾被张学良聘为外交顾问。他建议张将军坚守锦州,以保卫华北,如果锦州不守,则华北也难守。他对张说:“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为国家计,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更是国家军队副总司令的本分。为个人计,杀父之仇、丧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从张学良的名声计,逃跑避战,也不是上策。但是,张学良将军自幼熟读兵书,仍然执行三十六走为上计的计策。

南京政府也曾要求张将军坚守锦州。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国家名义和私人名义力劝张将军暂缓从锦州撤兵(《蒋介石日记》)。1931年月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第二天,蒋又派出航空一队前去助战,蒋明确告诉张,航空一队将在三日内到达北平,归张指挥,其意在给张学良将军鼓劲,希望张下决心坚守锦州,并加强坚守锦州的空中力量。蒋的电报,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命令。但是张学良仍然无意抵抗,决意撤退。接着,张将军撤走了守卫锦州的三个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

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满洲事变》记载,张学良于12月7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张学良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其行为十分“儒雅”,与西安事变时下令枪杀总统卫队时的果断、勇敢判若两人。抗战抗战,毕竟不是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游戏,因此,将东北军守城部队撤兵锦州,也不能算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日军装甲车队

12月25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将军“对于日军进攻锦州,以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当时蒋介石下野,孙科当权)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国民政府将会议精神电告张将军。张将军复电说,“强弱之势,相去悬殊,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

5日后,国民政府再次电令张将军:“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学良将军身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对于国家命令,置若网闻,继续撤兵。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将军的电报表明国民政府是要抗战的,而张学良是不抗战的。他违抗了国民政府要他守卫锦州、抗击日寇的命令。

1932年元月2日,东北军全部撤到关内。日本轻而易举地从张将军手中取得锦州。从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到张将军让出东三省全部国土,英勇的张学良将军没有下过一次作战令,他退出沈阳、退出锦州,退出东北的历史,只能称作撤退史,是决不能称作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的。

日军炮兵发动进攻

第四、在日本准备进攻张学良将军据守的热河时,张将军自己不抗日,还制造种种借口抵制和破坏抗日。

日本扶植成立满洲国后,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土。热河在今河北省北部东至山海关一带,是联接华北与东北之要冲,进可收复东北,退可屏障平津,而且它还关系着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线,一旦有失,正在山林风雪中苦战的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而张学良将军退出关外后,守卫在平津地区,热河是他的辖区治下,热河省省长是他的部下汤玉麟。守卫热河,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国民政府准备热河抗战。行政院长汪精卫(当时是主张抗日的)制定了防守热河的计划,其方针是:增兵换将。国民政府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增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东北军的地盘,以增强防守热河的力量。

然而,增兵抗日守热河的计划遭到张学良的强烈反对。张学良将军自己不想抵抗日军的进攻,也不想让中央政府派兵参加或支持抵抗日军的进攻。他担心,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北军务,影响他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他也决不要中央军队进入他的辖区。他把东北军看成是张家军,把热河省看成是张学良自家的地盘。

日军占领抚顺

为了促成热河抗战的胜利,这年6月,汪精卫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但是他无法说动张学良。张的托词,是他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无可奈何。为了抗战,南京政府有意撤换汤玉麟,以加强热河防务。张学良将军为了达到政府军无法进入热河抗日的目的,将中央政府的这一计划告诉了汤,以致汤玉麟更加坚决地拒绝南京政府增兵热河。这个张学良将军的部下、东北军的将领只向南京政府要求军需补充,拒绝中央增兵到热河参加抗战。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仅自己不想抗日,而且采取了种种恶劣手段破坏热河抗战。

这年7月,日军在热河边境挑起事端。汪精卫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将军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将军回电不是要粮要饷,就是认为汪精卫要抓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无法实现防守热河的政府意志,内心愤怒不已,决心辞职,他想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备张学良将军“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望张学良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8月8日,汪精卫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张学良辖境中河北、察哈尔各处税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万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可见,当时的中央政府,包括行政院长汪精卫是积极推动热河抗战的,而张学良将军则用种种手法抵制和破坏热河抗战计划的实施。其手段是十分恶劣的。汪精卫所揭露的张学良不想抗战、破坏热河抗战的事实充分表明,张学良根本不想抗日,根本没有抗日。

日军在沈阳屠杀平民

第五、张学良选择不抗日

在巨大的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应当对民意有所交代。他让张学良将军在三策中作出选择:

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河抗日;

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河抗日;

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

蒋介石请张学良将军权衡得失,择一而行。前两策都是抗战,但是,张学良将军坚决地选择了第三策,这就是说,张学良选择了不参加热河抗日。可见,张学良将军在热河抗战中,始终是不抗日的,甚至是破坏抗日的。本来,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的老家,张学良面对东三省父老乡亲,应该有愧于心,应该雄纠纠地奋战疆场,马革裹尸,以雪耻辱,报效国家。但是,他却一避再避,一失再失,一阻再阻。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从来不想,从来不敢与日本人作战。他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地方军阀拥兵自保、收租自肥、占山为王的土皇帝作派。

第二年,即1933年,日本终于进攻热河了。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张学良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守卫的热河省省会承德市,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日军屠杀无辜人民将首级挂于电线杆示众

东三省沦陷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后方的戏院,承德沦陷时,张学良将军依然在北平。日本曾放风说要暗杀张学良将军,为了避免日军可能的暗杀,张学良将军在日本进攻热河时,不亲赴热河督阵抗战,躲在北平。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再次放弃了热河的大片土地。

由此可见,张学良将军面临着一次又一次抵抗日寇雪国耻报家仇的机会。少量日军进攻北大营,他可以抗日;日本攻击沈阳,他可以抗日;日本进攻锦州,他可以抗日;日军进攻热河,他更可以抗日。即使有牺牲,也比逃跑避战要好。一个国家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国家有难时刻,一逃再逃,一避再避,不战一场,不抗一日,逃到了大后方,却开始发动兵变,扣留国家元首,屠杀国家士兵,却美其名曰逼蒋抗日。

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将军不抗日;国民政府要求他严守锦州时,他不抗日;国民政府严令他坚守热河时,他仍然不抗日。恰恰相反,他望风而退,坚持退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避战;日本人进攻锦州,他避战;日本人进攻热河,他也避战。他拥有几十万训练有素的东北军,但是,一失沈阳,二失锦州,三失东北,四失热河。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失国土的将军,一个历来不抗日的将军,竟然逮捕国家元首,说是为了“逼蒋抗日”,这不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吗?这种理由能够成立吗?不抵抗将军,当之无愧;东北沦陷第一罪人,当之无愧──这样的避战将军能称得上是爱国将领吗?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评发动西安事变的逼蒋抗日论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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