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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采苹:十九大后一月间

这场“低端人口清退行动”,最少十万人在这次清退行动中流落街头。(图:)

五年后再回头看,我们可能会发现,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的这一个月,简直像一个浓缩的预言,揭示着未来五年中国社会的运程。

赶在美国总统川普造访北京前的周末,北京十万火急与韩国“恢复关系”。此前一年,在北韩核武威胁下,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同意让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入韩,中韩关系降至冰点,出让萨德用地的乐天集团退出中国。

日相安倍随后在众议院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国家正常化迫在眉睫(让日本拥有军队),北京不但恢复中韩关系,更否认曾经有过任何对韩制裁,从此一个萨德各自表述。此举出于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恐惧,继任韩国总统文在寅随即宣布反对美日韩同盟,推动平衡外交。

金融市场在十九大召开前已经气氛诡谲,国开行金融债、五年期十年期国债在两个月内多次出现单日暴跌,尤其是人民银行联手银监、证监、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共同宣布取消“刚性兑付”。以后银行理财产品破产就是破产,没有银行会出面担保一定赔钱。市场预估,这是把28兆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放在火上烤,恐怕再也担保不住不发生金融危机。

国际外交、金融系统风险,是十九大政府还可能努力控制住的局面,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11月18日一场大火揭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北京城南边一个叫做西红门的“城中村”失火,19人丧命,其中有8名孩童。谁也没想到,这场大火掀起了现任总书记任内,前所未有的滔天民怨。

以“清退低端人口”为名的官方扫荡(网络图片)

上周六我从北京返沪,高铁上,邻座的男人气急败坏的直打电话,表示清退行动把他们储货的仓库拆了,他的货品找不到发货仓,到处寻求调度。

我之所以听到他的电话,是因为我的BOSE抗噪耳机丢在旅馆,上火车前我就发现了,打电话请旅馆把耳机顺丰快递到我家,旅馆很快给了我快递单号。品质最优的顺丰向来能在第二天傍晚送到,一个工作日实现到货;但是这一次,两个半工作日才送到我家,今天早上才拿到耳机。这件事情透露出,北京城现在绝对是全面陷入快递调度问题了。

十五分钟把人全家赶出家门,断水断电禁止烧煤供暖,像对待垃圾一样活生生把整个家庭轰出住处,太多令人发指的视频四处流传,看了就要掉泪。五年前首都综合治理办公室做过统计,北京城光是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就有超过70万城中村人口,最少十万人在这次清退行动中流落街头,被轰出住所的真实人数很可能在30万人左右(其中一个城中村宣布清退了2300人,乘以总计230个城中村,这个算法会接近50万人)。

一场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以“清退低端人口”为名的官方扫荡,显示出太多问题,那是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社会可能要面对的结构性处境。

(图:Emmy, Ingrid and friends.脸书)

首先暴露的是官员的行政经验问题。这场“低端人口清退行动”的执行者是现任北京市党委书记蔡奇,他在昨天发表声明,表示清退没错,只是过于急躁。蔡奇的任命,本来就过于急躁,是中共官场人人咋舌的“三级跳”,此前他仅有在福建、浙江的地方执政经验,紧紧跟随核心领导人。

中共基层党员要成为中央大员,需要一定的晋级流程,从普通党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阶一阶晋升。蔡奇直接跳过候补中委、中委,直接从党员跳级晋入中央政治局,这是“三级跳”。之前最有名的“三级跳”,是邓小平拔擢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然而朱镕基是从候补中委入常,也具备长期的中央历练。

蔡奇进京前,仅在福建、浙江有过行政资历,这非常说明问题。中共官员在地方执行政策力度之大,以杭州的G20峰会、厦门的金砖四国峰会就能看出。2016年我正好在杭州,G20前半年就已经清退外地人口,连上门清洁阿姨都找不到。峰会一个月前餐厅几乎全数关闭,菜市场无菜可买,连西湖边上的游客都是公安人员假扮。厦门峰会更令人惊恐,许多旅馆二楼窗户贴上“勿靠近窗户,否则格杀勿论”纸条,这类照片在网络四处流传。

这次清退力度之骇人,直接是地方官员做派搬进京城。我在北京居住过六年,历经APEC、大阅兵等多次全城戒严事件,从来没有严厉到这般田地,京官做事不能伤筋动骨,这还是大家的底限。

北京从2014年开始迁徙“低端人口”,拉出2300万人口红线。然而四年下来,大致是“以价制量”,提高生活费用、改造棚户、取缔外来人口产业,如露天市集、摩的等,让人慢慢选择自己搬走。然而这次大火之后,清退行动突然升高成“暴力清场”,显然有高层震怒压力。

蔡奇做为中间官员,不晓得不能让大老板压力直冲基层,不晓得北京不是杭州、衢州、福建三明,行政历练还是地方官员思维。北京平均生活成本很大部分由低阶劳动力承受,便宜的餐厅、快递、垃圾处理工都仰赖城中村人口,接下来整个生活成本和劳动力结构都需要时间复原,已经伤筋动骨。

为了建立一个绝对效忠于核心领导人的政治队伍,中共官员系统在这五年经历了以打贪为名的清洗。先不说天津李鸿忠之类,靠率先投诚上位的特例;事实上,贪腐网络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官员并不是因为贪腐才能坐上一把手位置,他是因为坐上了一把手位置,才能贪腐。

比较接近真相的事实是,能抢进贪腐网络的官员是比较能干的,他是因为上位了才有机会贪腐,这是结构性问题。官员系统被清洗过一遍,换上来的官员先不说能不能干,就是熟悉行政事务,也得三五年资历。大换血的后果已经逐渐浮现,它可能某种程度上清洗掉了整体官员相当厚度的行政资历。

再者,城中村碰触到的是中共“土地二元制”问题。由于共产主义对私有产权的法律定位相当特殊,土地分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两种,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在中国买房子,你其实只拥有房屋70年的使用权,因为地是国家的),农村土地则属于村民集体所有,除了国家可以收购之外,任何人不可以买卖农村用地,相当于国家垄断了对农地的买卖权。

北京会有那么多城中村,其实就是那些没有被国家收购的农地,村民无权交易这块地,当然就是拿来经营小产业小生意,所以会有那么多快递仓库。

农用地的问题非常之大,例如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后来才知道是“小产权房”,就是在农地上盖的、法律边缘的房子(一整栋楼只有一张使用权证),合不合法多年来妾身未明。更好笑的是,我的采访主任住在隔一条余杭塘河的对面,竟然住的是“农地房”,连使用权证都没有。我们住的房子就跟一般大厦没有差别,但是如果政府要收回,那你是没有一句话可说。

(图:Emmy, Ingrid and friends.脸书)​​​​​​​

城中村的问题不仅只在北京,广州、珠海、重庆、西安都非常多,而且都是像北京一样,属于低阶劳动力大本营(生产力其实非常惊人)。尤其东北、华北省分的经济成长率落后(辽宁去年甚至为负),对周边省分的外来打工族而言,城中村具有相当大的经济诱因,到北京的城中村工作,居住成本低廉,收入比家乡高、工作机会比家乡多,而你在城市里有一块不能出售的农用地,自然会衍生出厂房、租售的经济(它不能卖地,也不能盖房子卖,那只能做工厂哇),那怎么能不生成这种底层经济带呢。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是补齐中国过去长期无发展的空白;然而随着经济降速成中度发展,想要顺利过渡,除了寻找新经济动力之外,这类结构性问题也必须获得解决,就例如金融的全国性监理至今没有体系(温州小贷、地方融资平台、各类型非法集资等,太多乱象出自于此,那怎么能不金融风暴),土地所有权的荒谬性至今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根本很难想像),国企大面积占用金融资源的问题没人敢碰(甚至还要国企做大做强),自由贸易区现在还做不做呢?

太多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把城中村的人赶走根本不会有用,问题不出在人身上,那是制度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十九大的“调结构”基调下,也会成为未来五年中国政府真正hard-core的任务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来源:Emmy, Ingrid and friend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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