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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控诉:周恩来信誓旦旦说的“只有几天”

—专案组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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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

1981年邱会作在特别审判庭上

军委办事组的垮台

林彪事件发生后,军委办事组的垮台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事情尚不十分明朗时,毛泽东周恩来还需利用军委办事组抓好战备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旦局面稳定下来,毛泽东一定会采取必要手段解决军委办事组这些被认为是林彪系统的军内将领。以往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也无不证实了此点。笔者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见《记忆》第11期,2009年1月11日)一文中,对

此问题曾有过论述。再读邱会作的回忆,更加深了笔者的认识。

9月24日上午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吴李邱四人谈话,宣布毛泽东对他们的决定。邱会作描述了当时的尴尬情形:“大约上午9时,周恩来来了。跟随着他来的有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等人。这次不像往常那样,一般是开会前几分钟大家陆续到齐的,他们似乎在别处集合齐了再一起进入会场的。周恩来看起来心情沉重,很疲劳。他和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在我们对面的第一排沙发上坐了下来。除了身患重病的谢富治以外,军委办事组成员到齐了。这么看来,毛泽东是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对我们‘军法从事’了。”(页650)

周恩来在谈话中对黄吴李邱四人作了批评,诸如不该反对江青等。有关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四人的问题,周恩来强调说:“主席多次指示说,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的情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对那些问题完全不信吧?他们为什么会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不可信。对重要问题,应该认真,冷静分析,对这些问题,是来不得半点假的。”周恩来还说“国庆节快到了,这个事(‘九一三’)对内怎么办都好说,对外就不要出‘洋相’了。卫戍区给你们找了几个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到那去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写写材料。你们离开工作的时间很短,只有几天。”

周恩来最后说“对你们的家属子女要爱护,决不歧视!我代表中央说了这个话,对子女不应当搞牵连!叶帅的女儿关了好几年了,因为政治局内部有不同意见,现在还没有放。另外,以前对杨成武搞了抄家,也是不好的。你们的家属子女要是遭到了什么歧视的话,就拿我是问。今后你们就找我姓周的算账!”(页652-656)谈话完毕后,黄吴李邱分别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某部。

笔者认为,周恩来的谈话主要透露出两点意思,一是对黄吴李邱四人的处理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搞逼供信,也不会搞株连;二是黄吴李邱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性质上并不是“敌我矛盾”,更没有后来越搞越邪乎的参与所谓林彪“政变”问题。

文革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均由周恩来总负责,什么样的人关押在什么地方、受到何种对待都是大有讲究的。有的人被关进秦城监狱,有的人被关在北京卫戍区,还有的人被送到外地或干脆软禁在家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决策后,周恩来负责执行。让黄吴李邱离开军队岗位放在北京卫戍区看管起来,“养”在那里,“挂”在那里,这尚不是最坏的结果。用邱会作自己的话说,就是“毛泽东是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对我们‘军法从事’了。”

当然,周恩来信誓旦旦说的“只有几天”是断断不可能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都有可能,端视中国政局的发展而变化,说不定日后毛泽东仍有起用这些人的可能,就如同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那样。

中央专案组是如何搞专案的?

中央专案组是如何搞“林彪事件”专案的,我们以往虽然略知一二,但知道的并不完整详细。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就大致知悉中央专案是怎么搞的,而冤案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邱会作的回忆更使我们得窥全豹,真正了解了这一制度的肮脏与黑暗。

(1)“八八事件”大搞逼供信。

8月8日晚邱会作去毛家湾叶群家纯属偶然。叶群那几天从北戴河回京作身体检查,尚未回北戴河。而8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提及康生的患病。为了鼓励康生,周恩来命吴法宪当晚去叶群处取来毛泽东当年赠林彪的曹操《龟虽寿》手书,也许康生看过后对其病有所助益。邱会作是在政治局会议后被吴法宪硬拉去的。当时他们几人只是聊天拉拉家常而已。吴邱二人去叶群家一事周恩来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为了坐实林彪、叶群早就密谋政变,中央专案组对邱会作大搞逼供信,强迫邱会作承认当时叶吴邱三人策划搞政变,中央专案组四次主要的审问都围绕这个关键问题来进行,甚至残酷迫害邱会作的家人和子女来要挟。

请看专案组是怎样对邱会作搞逼供信的。负责专案的公安部部长李震说:“1971年8月8日那天晚上,你和吴法宪一起到叶群家里,谈的是一个重大问题。你只要把这个‘事件’说清楚,对你来讲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你们和叶群商议的是重大问题,我们要向中央作专门报告。那天你在场参加了活动,要有你的交待。”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则说:“去年8月8日,你们在叶群那里密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数不少。你们谈了什么,中央已经知道了。现在,与其说是你向我们说清楚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把问题说清楚!你说得越清楚,对你个人越是有利,对你全家也越有利。我们说的“全家”的意思是什么,你一个大明白人,应当懂得!”邱会作对此一脸茫然,全然不知这些人口中所说的“密谋”何指。最后专案人员说“吴法宪直截了当地交待,8月8日在叶群家里策划的是阴谋政变。”(页675-679)

邱会作对此坚决否认,邱会作说:“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已经明白了,就是要我承认那天我们在搞反革命政变的谋划。我现在提出三种方法由你们来决定:一是你们写,我签字,但要注明是强迫我签字的;二是我照你们的要求写,但要注明是那样写的;三是我自己写,只能说自己知道的事。”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页679)但是无论专案组使用什么手段,邱会作都坚决否认搞了“预备政变”之事。邱会作事后感慨地说:“专案人员开始审问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有信心,后来非常失望。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在取不到预想的收获时,就急于求成搞‘逼、供’了。”(页683)而这恰恰就是中央专案组办案的一大特色:先有罪名,再以逼供信为手段罗织罪证。

(2)其他方面的审查

中央专案的审查还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进行宗派活动;

2、庐山会议上反党,下山后在九江机场和林彪反党结盟;

3、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告诉我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后进行了阴谋策划;

4、9月12日的活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和广州军区有过联系;

5、在我主持的一些工作中为政变做准备,如借组建基建工程兵纠集政变军事力量,抓国防工业是为了政变准备武器等等。

通过几次审查,邱会作发现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核心问题”是要找出“武装政变”的证据,甚至连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具体工作也要往“政变”上面联系。

比如:中央组建的基建工程兵也被说成是林彪从战略上搞阴谋,为将来的军事政变做准备;还有,专案组认为军委办事组将林彪嫡系四十七军调往陕西,把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换成皮定均也是为了准备“政变”。

实情则是,该军虽曾隶属四野,但却是原贺龙红二方面军的老部队,抗战时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长期是该部队领导。难不成林彪要依靠王震搞政变?皮定均也不是林彪部下,但林从皮个人能力考虑,认为皮定均有大战经验,故调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转任炮兵司令亦无不妥,更何况那时在边远的西北和西藏艰苦地区工作的领导干部,中央军委原则上都定期要轮换到大陆好的地区或北京工作。

此外,中央专案组还追查国防工业从国务院划归中央军委,是为了搞政变提供武器方便,就更属荒唐可笑了。文革中国家机构体制改革精简是中央统一部署,1968年周恩来主动提出国防工业交中央军委来管,得到毛林批准,周恩来更亲自提名邱会作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周恩来直接领导邱会作,重大决策都是周恩来提出,邱会作负责执行,何来“为搞政变做准备”一说?

邱会作说:“他们在审我,我也在‘审’他们呀!通过对我的问话来分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总是想把真相说清楚,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要证明林彪是‘政变’,自绝于人民就行了,对事情的真实性、合理性不太管,只要搞出来就行。再有,他们对我的审问是诱导性的,朝他们猜想的方向去引,对我说的可以搞清事实真相的细节,根本不注意,特别是我说的那些和他们脑子里固有概念不一致而又有分量的事,他们听了很紧张,不是打断我的话,就是装作听不见,有意回避或立即引到其他话题上去。”(页684)

总的说来,中央搞的专案秉持一切从政治出发,为政治服务。罪名是“上面”已经定下来的,是无可改变的,下面的专案组只是负责将这些罪名细致化、具体化。在达不到目的时,就采取逼供信的手段,甚至残酷迫害受审者的家人,如此种种还谈什么公正、客观和实事求是。从邱会作的亲身经历,不难看出当年的专案组是如何搞专案的,他们是如何不择手段入人以罪的,从而亦可看出林彪一案是如何成为冤案的。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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