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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前五一节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1年的“五一节”当晚,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城楼上的外宾握手,随即就座。由当年的纪录片为证,该纪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1970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纪录片片长26分26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杜修贤、顾保孜说林彪晚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纯属编造。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埃德加·斯诺交谈

1971年一个相安无事的夏天

文革史与林彪事件的确是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其中,津津乐道,且乐此不疲。笔者注意到一些写科幻小说的人,甚至搞经济学研究的人,也写了大部头的文革史“著作”(如柯云路《极端十年,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分析》明镜出版社2007年3月版、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然翻看之余未免觉得遗憾。这些人太热衷于表面的现象和道听途说,没有下真实的功夫,大多人云亦云。以“913事件”为例,他们的题目常常耸人听闻:“毛泽东与林彪殊死斗争”,“毛林摊牌恶斗”、“林彪军事官僚集团的覆灭”等等,一派“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你来我往的热闹景象,似乎毛林双方此时此刻都已剑拔弩张,打个你死我活,不知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么耸人听闻的结论。那简直犹如京夫子、师东兵、辛子陵的演义小说再版。每当笔者看到如此之内容,总是不免哑然失笑。这些人实在夸大了这场斗争的规模,似乎非如此不能体现毛林双方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揭示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1)为了平息中央内部产生的争端,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自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上海帮里的张春桥回上海主持工作,有事才来北京。而江青也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借口养病,到海南岛、青岛等处游山玩水。周恩来特别交代军委办事组负责安排好江青在外地的活动。中央内部两个经常生事的主角不在了,再加上康生称病不出门,中央内部自然也就安静下来。军委办事组诸人在前一段时期被毛泽东整怕了,更不愿多生是非,于是中央上层出现了少见的一片“和谐”气象。(页563)

(2)中央政治局从较多地谈论政治转到研究业务工作,落实九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和战备工作。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见面也客客气气,双方都不愿打破这种政治平衡。而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汇报。毛对此也是比较满意的,8月中旬以前毛没有发过什么重要指示。(页5

62-563、567)

(3)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事务上,专心思考“美国问题”,研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开展了“联美制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7月初秘密来华访问。美中双方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适当时机访问中国大陆。毛此时心情较好,重读了《红楼梦》,周恩来还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毛对“红学”的研究。(页562-563)

(4)毛对军委办事组的战备工作并未放松,7月底还找过黄永胜去毛处汇报战备工作。(页569)

(5)林彪在这段时间更加沉默,对他主管的军队工作没有发表过任何指示。6月份即在北戴河休息,除了例行的文件传递外,林彪与北京没有什么主动联系。军委办事组诸人也从未听过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页563、566)

(6)叶群回京治病。7月下旬叶群发现乳房长了异物,在医生的建议下于8月3日从北戴河回北京进一步检查。经解放军总医院检查后排除了癌症的可能,周恩来特别对吴法宪交代让叶群在京好好休息,不必参加政治局会议。叶群检查之后给毛泽东的秘书打了电话,想去见见毛,但等了两天,毛处毫无动静。显然,毛回拒了叶群的请求。(页582-583)

(7)叶群开始为自己的子女解决婚姻大事。毛泽东曾经关心过此事,发话说“豆豆和老虎都不小了,应当解决婚事。”毛还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外面的老百姓接触不到,要托人帮帮忙,找一找,办一下才行,否则就把孩子耽误了。”有了毛的话,叶群开始到处张罗,几位军队领导的夫人们也都出来帮忙。(页567)

从邱会作的这段回忆来看,上海帮与军委办事组都非常谨慎小心,双方亦很克制,不愿惹出新的麻烦,中央的工作也从政治问题转到业务问题上来。这个相安无事的夏天是毛泽东压制军委办事组,扶植上海帮的必然结果。然而,矛盾斗争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并不等于说矛盾消失了。其中的“暗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林彪并不满意,毕竟林彪没有象毛所希望的那样出面做自我批评。毛在与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曾说起“自己做了事,采取‘闭口道士’的办法是不行的。自己不讲别人还是会讲的。”叶剑英认为这是针对林彪的,并将毛的话转给了叶群和黄永胜。这虽然引起叶群的注意,但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页573)总的说来,1971年的夏天中央相当平静,毛泽东住在北京,而林彪则住在北戴河,大家相安无事,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更没有出现任何激烈的斗争。然而,庐山会议问题虽然看似解决了,但毛可以随时拿起来变成一根打人的棍子。这个时期的林彪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彻底沉默,而毛泽东方面则保持冷静,但主动权在握。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林彪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对毛不辞而别吗?

这个问题本来不值得专门列一个小问题加以论述,但是笔者却发现这是一个被无数人反复引用、论述、解析的一个关键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详加讨论。所谓“林彪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对毛不辞而别”的说法出自于一个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个摄影记者--杜修贤。杜修贤当时是中央专职的摄影记者,这一说法就是出自杜某之口。由杜修贤口述,顾保孜整理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发表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该书1995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自此,所谓的林彪在天安门上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说法广为流传。

我们再来仔细阅读一下杜某的回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是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3-64页)

笔者长期以来就对这位摄影记者的说法深表疑问,这主要是(1)记者的活动的范围向来就在外围,不可能贴身靠近毛林倾听到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谈。(2)中共的纪律极为严格,“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摄影,杜某人绝无可能主动凑近毛泽东与林彪去听他们说些什么。(3)“五一”的天安门广场华灯彩照、人声鼎沸,城楼上亦是人语嘈杂,难道这位摄影记者能在这么喧闹之处可以听到国家领导人交谈些什么,然后就能确认林彪对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话?其实,杜某人不过就是在外围遛哒,寻机拍个照片而已。(4)我们再来细读一下杜某人的回忆:“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某人当时并未看到林彪是何时离开天安门城楼的,也没有看到林彪离开时是否向毛打了招呼。那么这位摄影记者怎么就能这么肯定地确认林彪对毛“不辞而别”呢?(5)林彪对毛泽东历来毕恭毕敬,公开场合更是如此。即使毛泽东在前一阶段费尽心机整军委办事组,林彪也从未对军委办事组说过一句对毛不满的话。林彪怎么可能在“五一”之时公然对毛不敬,惹火烧身?这完全不符林彪本人的性格。(6)如果林彪公然对毛不敬,毛岂是易与之辈,岂肯善罢干休。可事实却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拉着叶群的手亲热地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使得叶群铭感五内,事后还不忘向军委办事组和林办的秘书们炫耀。所以笔者一直认为,杜某人的说法大可存疑。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邱会作回忆说:“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林彪没有什么冲突。相反,毛主席找叶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很好地安慰了叶群。我上天安门城楼不久,看见毛主席、林彪前后相差不久到了。虽然早已入春,林彪如天冷时节一样穿着冬衣,外面还加了大衣,格外醒目。叶群说,林彪这两天身体生病很不舒服,要请病假,无奈这样的场合一定要出席,才勉强来了,可能要提前一些回去。毛主席和林彪一起会见了中外宾客,然后在主宾席就座。焰火晚会开始了一会儿,林彪向毛主席请假,想先走一步。毛主席同意了,他们哪有什么冲突?何况这块区域别人接近不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严格控制着,外人不可能长久地贴近毛主席的身边听他们说话。那个所谓的看到听到毛主席和林彪当面发生冲突,林彪“拂袖而去”的故事是杜撰的。”(页564)

首先,1971年的“五一节”当晚,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城楼上的外宾握手,随即就座。由当年的纪录片为证,该纪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1970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纪录片片长26分26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杜修贤、顾保孜说林彪晚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纯属编造。

其次,毛泽东率先走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则紧随毛泽东身后,身穿军大衣,手摇一本《毛主席语录》,登上天安门时还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外宾握手,并与毛泽东一起入座。林彪的表情也并非如杜修贤所言的“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影片显示林彪入座后与身边的人寒暄并露出微笑的面容。天安门城楼的这段影片中至少有三处林彪的镜头,林彪的表情看上去是愉快的。杜修贤编造说“他(指林彪)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云云,对照纪录片,杜修贤、顾保孜的谎言不攻自破。

再次,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林彪向毛泽东请假后提前离开天安门城楼回家,绝非对毛“不辞而别”。杜修贤为了作实自己的谎言,编造出了大量周恩来与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的对话,似乎周恩来批评他们为何没有拍摄毛林一起的欢庆“五一”的镜头。如果当时负责摄影的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没有拍摄下那段纪录片,日后的“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录片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杜修贤前面编造了第一个谎言--林彪迟上天安门,目的就是为了后面指证林彪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事实上,杜修贤、顾保孜该文通篇都是谎言,比如杜修贤说林彪是因为没有过足大烟瘾而迟上天安门,杜某人竟然还可以闻到林彪身上有大烟味道等等。杜修贤、顾保孜真不愧是我党培养出来的“优秀文字工作者”。

显而易见,这位摄影记者杜修贤在天安门城楼上只是看到了部分事实,即林彪提前回家了。但是他却在事后夸大、歪曲了他所知道的情况,无中生有地向世人宣称“林彪对毛‘不辞而别’”,以至于后人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并不可靠的资料,误导视听。显然,错误的资料自然无法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予以辨析、澄清。感谢电脑、互联网这些现代高科技,没有这些高科技产品,我们依然会被杜修贤、顾保孜的谎言所蒙骗。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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