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权日当天，北京望京地区费家村发生群体抗议事件，有抗议者被警方抓走。（网络截图）
北京当局近期藉口大兴区火灾事故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引发国内外舆论谴责。港媒报道10日朝阳区头二营村发生暴力驱逐外地人事件，甚至一名刚刚生完孩子8天、正在坐月的妇人也不放过。此外，北京南中轴路有民众堵路抗议当局对南小街地区停水断电。有推友表示，“官逼民反”，我们不要再怯懦和退缩了，因为从来公平与法治皆是抗争得来的。学者何清涟表示，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是中共当局为了保证城市的“干净”与市容，牺牲了中国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逾100名居住在京城东部的民众拉起〝暴力驱赶〞、〝侵犯人权〞的横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苹果日报12月10日报道，顺义区李桥镇头二营村1日发生暴力驱赶行动。晚上10时许，十几个村保安在公安开着警车跟在后面做后盾下，闯进村里一条小巷的一个院子，对院里的十多户租客进行强行驱赶，一对年逾六旬来自外地的戴齐江夫妇被赶离出租屋，家当被扔路边，无处可去。
当晚记者正采访头二营村的一户人家，村民告知由于媒体曝光当局于光天化日之下暴力打砸驱赶丑闻后，"现在镇里和村里学聪明了，他们白天不出现，晚上深更半夜才来。那时候打工者都在出租屋，跑不了，另外就是避开你们记者。"话音未落，就有村民前来告知："那边又开始了，你们最好过去看看！"
当天晚上8点多，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一群村保安闯进非宅基地（即违规）建的公寓，要强行驱赶住在里面还没有搬走的打工者，打工者拿刀自保，"我们的志愿者闻讯赶去时，保安已经走了，警察也来了，幸好没有出事"。
记者次日赶到皮村现场，看到差点出事的公寓仍然有大批官方人员，包括公安警察在场处理事件。持刀自保的打工者已经搬走，最后一些租客正往外搬东西。公寓人去楼空，到处是打工者丢弃的杂物。
11日一早，记者重访头二营村，巷子内到处大门上锁，人去房空，官方贴出的"清理违章出租屋"的通告，随处可见。几个老村民在议论昨晚发生的事，听说记者是来采访的，顿时高喊："就应该好好曝光他们！""太过份了，叫你走立马就要拿上行李走，不走？不走就强拉出去，把你的行李扔出去，锁门，贴封条。""你们昨晚怎么不来采访啊！太惨了！"
报道称有村民指，其中一名刚刚生完孩子8天、正在坐月的妇人，也被强行赶出屋外，抱着婴儿在院子里跟村委会干部理论，"黑夜里冷风飕飕，大人叫，孩子哭，那些王八蛋理都不理"。有婆婆激动地说："就跟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似的。房东老韩都看不过眼，去跟派出所交涉，说你们这么干，要出人命的！最后派出所同意，让她（产妇）再留一个晚上，今儿一大早就搬走了。"
头二营村地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租住了数以千计在机场打工的"低端人口"，村民们把自家院子的房子间隔成一间间独立小房，每间十来平方米，月租四、五百人民币(（约472至590港元），这些出租屋都是村民自家宅基地起的，不在清拆之列，当局就针对租客驱赶，"反正就是不让他们这些打工的留在北京，找藉口把他们赶出去"。
此外，香港真理报10日推特消息，北京大兴区南中轴路老百姓，上街堵路抗议当局对南小街断水断电。 twitter视频显示，大兴区南小街抗议的民众也很多。
据网民胡伟发的推特说，今天（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澳洲悉尼的弟兄姐妹们也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心声，声援国内被驱赶的民众。
游行民众举著“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抗议中共暴力暴力驱逐贫民”等牌子，一路喊著口号。
推友“明夷道”表示，“我看了今天北京街头的游行示威抗议视频，很受鼓舞，其实应该有更多的公民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来，尤其是外省人‘低端人口’，大家本是安分守己的小生产者或小商人，恶政既‘官逼民反’，我们也就不要再怯懦和退缩了，因为从来公平与法治皆是抗争得来，我不相信他们会修一座象国家一样大的监狱来关押十亿人！”
原为上海某大学理学教授的推友“草祭”表示，“百姓抗议北京当局的人数在明显增加，当上街人数继续增加到某一临界值，就会触发羊群效应，将吸引更多的人上街，只要抗议人数达到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就会触发全国各地纷纷仿效。”
城市贫民窟：中国人的现实煎熬
学者何清涟12月10日在民主中国刊文表示，中国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有多少？中共官方并不提供相应的统计数据。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2010/2011）中提到，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比例从37.3%降至28.2%。
印度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则从1990年的41.5%降至28.1%。这个报告的结论让中国人没有贫民窟的骄傲荡然无存：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4100万。
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其实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按照“贫民窟”一词的定义，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如果中国按照京沪深广等四大现代化橱窗的标准衡量全中国，三、四线城市应该充斥着大量贫民窟。至于在少数大城市没有形成“贫民窟”，这一虚荣后面隐藏的恰好是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这一现实：为了保证城市的“干净”与市容，牺牲了中国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何清涟指出，这一点，中国官员心中有数。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马来西亚的代表对中国城市市容羡慕不已，通过翻译不停地问中国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
李铁的回答还算实在：“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并指出“农村人口不能自由的进城镇落户，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只能就业，漂泊生活，却不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承认“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何清涟认为，因为语言与国情的隔阂，东盟代表也许不知道，李铁这几句话后面隐藏的事实很残酷，为了保护城市的干净靓丽，中国政府用有形的区隔（如户口制度），社会用无形的区隔（城市的高房价与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剥夺了高达数亿人口的基本权利。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