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磁器口淘宝城商牌被拆卸照片
北京当局为了所谓“保卫天际线”，大规模清除市内数万个广告牌及招牌引发市民不满。不过陆媒称，海淀区现已停止拆除违规广告牌匾，但数小时后所有的报导被删除。北京历史学者表示，招牌问题本来是市容问题，现在则可能变成政治问题，还可能变成政治博弈问题。
据新京报报导，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委下发一份名为“关于暂缓牌匾广告清理工作的通知”，内容称海淀区现已停止拆除违规广告牌匾，重新启动时间另行通知。
通知提到，12月8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曾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集中清理“天际线”专项工作。
报导称，海淀区城市管理委相关工作人员对上述通知予以证实。此外，海淀区某城管队长也证实，已收到该通知并停止拆除违规广告牌匾工作。
根据通知，暂停清理拆除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由于冬季气温寒冷，大风天气多发，气候干燥，高空作业和着火风险较高；二是拆除工作后存在设置跟不上问题，造成群众识别困难。
海淀区的停止拆牌通知，新京报报导后文章迅速被删除。（微博）
对于已经拆除牌匾的单位，通知提出要做好重新设置工作。有重设需求的，各街镇立即汇总需求并指导重设方案。
有评论称：“北京这次亮出天际线的拆广告牌运动又是以朝令夕改的方式暂时平息，和禁止燃煤平息的方式一样的（官老爷说啥就是啥喽）。”
“煤改气禁烧煤禁不下去了，暂停了。拆广告牌亮天际线拆不下去了，暂停了。一个政策出台时不事先调研论证，完全靠拍脑袋决定，朝令夕改，即使错了也不用负责任，全球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三个国家了，第一是朝鲜。”
也有网民称：“在严寒的冬天驱赶‘低端人口’，得罪了底层民众。为了所谓的天际线，把各种广告牌、大厦牌匾拆除，得罪了中层人士。把人都得罪精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接下来还会怎么闹呢？”
但数小时后，新京报的报导从大陆各大门户网站上被删除。
拆招牌的行动引来基层小民抱怨，一名网民认为，招牌拆除后给居民生活带来许多麻烦：「每个人都找不到标志性记号了。」
还有网民质疑，这种关乎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是不是应该经过更多的论证？与民眾有更多的沟通？考虑利益攸关者的利益？是否该有听证和其他程序？是否应当遵循法规，尊重现有的民事合约和经济安排？
对于北京政府的清理行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出评论，在招牌摘除过程中，也要考虑到社会承受力。评论质疑，当地政府的规定是否过于严苛和死板。
北京市政府对于招牌的设置十分严格，如每栋建筑物要求「一楼一标」，悬掛位置应在楼体3层以上，距离屋顶线不小于0.5公尺。另外，招牌的字体大小、制作材料都有明确规定。
地标招牌被拆迁后对比图
章立凡：地标招牌倒下，政治博弈露头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11日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质疑，北京的三板斧是否其中体现了极权时代的致命弱点？
章立凡说，现在看，本次三板斧套用民间的话，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这可能成为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挫折背后折射体制本身的各种矛盾。
比方说所谓低端人口问题刚才说过了；拆除高楼大厦上牌匾问题，对于百姓来说，地标标志没有了，路也没法问了；其次，北京是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这些标志有些具有政治意义，比方说由过去中央领导人题的字；再次，每座大厦后面都有一个到多个利益集团；最后，招牌拆除之后，大楼背后的水塔之类的设施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形成新的、更复杂的观瞻问题。
章立凡指出，招牌问题本来是市容问题，现在则可能变成政治问题，还可能变成政治博弈问题。总之，涉及的面儿很广。
章立凡表示，这种一声令下的强拆作风是浙江风格，夏宝龙当时拆教堂十字架时就是这种手笔。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可能就是把浙江的地方手法搬到京城，却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他也不明白，管理超大型城市应该怎么做，要考虑各方利益，管理要有全局观。地方干部因为任人唯亲的原因被提拔到关键位置，可能见识和能力胜任不了。
北京大兴大火后，北京当局为保卫所谓的“天际线”，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清除广告牌，超过2.7万块违规广告牌被要求拆除。
大陆微博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这场“拆招牌”运动中，包括邓小平所题写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八个字的招牌、光明日报、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医院、北京地坛医院、中共军方304医院、北京信息科技、腾讯视频、网易、中储粮、华夏银行等招牌都被拆除。
至于北京的做法引发似乎都被归咎到党的领导人身上，章立凡说，这是毛时代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的延续。所有责任都由党承担，政府则被虚化。政府虚化现象在18大已经发生，总理变成一把手的打工者。所以，我们才看到，北京代市长陈吉宁在香港被记者问到北京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导致的侵犯人权事件时，他没有回答便一走了之。他只能不回答，因为确实没法回答，否则就是得罪同僚；而且，他也付不了责任，因为不是他下的命令。
章立凡称，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次开会提示，要求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这是否委婉表示不满，我不清楚。有些官方媒体也有类似发言，比方说《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检察日报》都对北京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对拆除牌匾事情进行谈论。这是否代表体制内可能存在的不同声音？如我刚才所言，其中有权力博弈和不同利益集团背后表达不满。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引发某些政治事件或者危机。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