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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领导人的大脑 王沪宁蹊跷缺席习川会!会不会变“陈伯达”

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共“笔杆子”王沪宁,持续成为外界关注的中南海“热点人物”。在保守中共意识形态这一体制下,作为中共的所谓“理论高手”,王沪宁未来命运并不被看好,并屡被与毛时代的陈伯达类比。

中共当局近日搞所谓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官媒报导显示,12月2日,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会见了外界政党高层,而当局为外国政党领导人准备的晚宴的邀请函,罕见以王沪宁名义发出,陆媒称这是少有的事。

中共十九大后,短时间内王沪宁已高频率以各种方式“露面”官媒。

中共官媒11月13日以“王沪宁部署后10天,36路人马覆盖全国”为题,高调报导了管宣传的王沪宁,部署了36支所谓十九大精神全国“宣讲”人马。这一报导口径也让外界窥见王沪宁的异常高调的用权风格。

11月17日,当局举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王沪宁首次以“中央文明委主任”身份参加,正式接下刘云山此前兼任的这一职务。

11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习近平文选第二卷出版会上,王沪宁盛赞习近平,并要求大力推动对外宣传。

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3日上午将在浙江乌镇开幕,出席的中共最高阶领导人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王沪宁并发表主题演讲,强调“网络主权”,为中共管控互联网背书。

紧接着,王沪宁还出席浙江嘉兴的“红船精神”座谈会,要求中共官员弘扬所谓“红船精神”。

王沪宁被称中共“头号理论化妆师”,是炮制中共理论的“高手”。王沪宁先是为江泽民包装推出所谓的“三个代表”,后来是胡“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推手。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十九大上加入党章的“习思想”,也是出自王沪宁。

在12月8日《美国之音》“焦点对话”中,时评家陈破空表示,40天十次亮相,王沪宁的出镜率超过其他常委。一方面,是分工的客观结果。七常委中,以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中纪委书记角色最为吃重,而且,他们在党代会后,立即到位。其他角色如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副总理,则要等到明天三月两会后才能换届到位。另一方面,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近期意识形态领域活动特别多,造成他高频率出场。这是十九大之后中共的新景观。

陈破空说,王沪宁露面太多,对他本人不一定有利。一来不符合他历来低调的风格,容易让外界看出他的弱点;二来会引起其他常委的嫉妒,潜伏权力斗争的风险。一旦出错,政敌会揪住不放,让他提前在政治上受伤。而功高震主,是封建王朝政治的忌讳,稍有不慎,可能招来习近平的疑忌。陈伯达和鲁炜就是前车之覆。鉴于王沪宁是风派,他将来的政治去向如何?外界似乎还不宜急于下结论。

中共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历来把马列主义等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极端重要位置。但时至今日,其意识形态管控亦遇上空前危机。王沪宁在这一时期主管意识形态,到底有什么结局?

陈破空此前曾表示,毛泽东曾称赞陈伯达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江泽民曾称赞王沪宁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但愿王沪宁的结局不会像陈伯达那么糟。

海外中文媒体世界日报11月15日文章披露,20世纪80年代末,王沪宁还是上海的一名年轻教授,因为倡导「新威权主义」而获得了关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又大又穷的国家,需要一个铁腕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然后才能考虑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王沪宁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王沪宁曾随年轻政治学者代表团参观过十多所美国大学,其中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

「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年轻,表达清晰,擅长理论争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卡勒(Miles Kahler)说。他第一次见王沪宁是80年代初在上海,后来又在加州见过。

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并蔓延到中国各大城市时,王沪宁和上海的示威活动保持了距离。

文章称,习近平是几十年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王沪宁将他视为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据信,王沪宁帮助起草了习近平的主要口号,包括上个月被载入党章的那句口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将习近平擢升至和毛泽东一样高的地位。

文章披露,在此之前的2013年,当习近平访问哈萨克,启动意在投射中国实力的「一带一路」计画时,王沪宁也在现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照片,也需要先经过王的认可。

会不会变“陈伯达”

法广中文网11日文章表示,中共十九大上才没有沿袭党内“惯例”,象十七大一样,把一个总书记的备胎,安排为分管常务的政治局常委,从年龄角度形成所谓的“接班梯队”。而是把刘云山退位腾出的位置,安排给了没有半天各级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王沪宁。

中共党史上,称得上是党内理论家,曾经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捉笔代刀者,只有陈伯达一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但那毕竟是发生在“文革”的所谓“非常时期”。

王沪宁与陈伯达之间的共同点还有,都是从未担任过基层干部,党内政治履历极为单一:从幕僚、御笔到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常委。

两人早年都有留洋经历,王沪宁是留美,陈伯达是留苏。

陈伯达日后的下场众所周知,但在被毛泽东抛弃之前,他确实是毛泽东最为信赖,最为倚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所谓“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刊登于《炎黄春秋》杂志的《秦城内外的陈伯达》一文中介绍说:陈伯达是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文革前期,陈伯达曾是中央专案组王光美、陆定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却沦为接受专案审查的囚徒。

陈伯达回忆录的记载是:他在澡堂淋浴到一半,突然变成了冷水,年届七旬的他脊椎受寒,第二天就起不了床,只好住进了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起初他走不了路,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我扶着椅子,锻炼着站起来,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蹭着走。”

陈伯达入狱后生活有一定优待,主要是在伙食上,文革后期享受过每月60元的标准,“比家里吃得还好”。但总体仍旧不乏艰苦。8年间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又难于拆洗,自己形容“直如原始人一般”。其子陈晓农第一次探监见到父亲时,陈伯达的军服棉袄和棉裤都已磨破,边沿露着棉花……

从被毛泽东指定为政治局常委到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进秦城监狱,前后大概是五年时间,正好相关于现在的中共政权两次全国党代会的间隔时间。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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