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叶挺将军之子叶正大中将在北京病逝，其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自己的父亲。阿波罗网记者综合《中外书摘》、《人民政协报》等的文章，发现叶挺曾五辞新四军军长，两次离军出走。历史学家披露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老乡，一句话揭秘皖南事变真相，“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澎湃新闻报道，12月15日上午从叶正大将军亲友处获悉，叶挺将军之子、原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叶正大中将，因病于12月14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正大是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之子，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自己的父亲。
叶挺
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
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
历史学家辛灏年写到，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藉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藉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辛灏年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为何五辞新四军军长两次离军出走
阿波罗网记者综合《中外书摘》、《人民政协报》等的文章，发现叶挺曾五辞新四军军长。
1927年底广州暴动失败后，叶挺受到不公正批评，离开中共党组织，在海外度过了十载流亡生活。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叶挺与脱离了多年的中共取得联系。1937年9月28日，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但作为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新四军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项英等共产党干部的手里，战略方针都由他们制定。党外人士叶挺想要成为军队名副其实的统帅，是项英无法满足的。
叶挺也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在1938年6月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商议军政问题。但只要叶挺与中共的关系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仍然只是一个党外盟友，对新四军决策层不可能进入太深。况且项英还是担任委员会的一把手，继续位居叶挺之上，叶挺依旧感觉无法行使军长应有的职权。
回家乡另外拉起一支武装
1938年7月28日项英前往延安参加会议，过了约一个月，叶挺发电报给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职。在周恩来等人的挽留下，叶挺坚持了一个月，9月30日他发电报给项英，说“我拟于下月初”到顾祝同那里去一次，“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视察各方情形”。项英随即从延安赶回皖南。
项英还在路上的时候，叶挺也离开云岭去外地，走前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的方丈”。10月22日，项英回到了云岭。第二天叶挺也回到了军部。项英主动去拜访叶挺，劝他打消辞意。但叶挺去意已决，要回到已遭日本入侵的老家广东组织武装打游击。可能是因为“不能改变现行制度”迁就叶挺，在这之后，周恩来等人并不坚持要叶挺回新四军。
叶挺离职后回到广东，国民政府广东负责人余汉谋立刻委任他官职，叶挺很快拉起了一支武装。蒋介石害怕这支队伍成为第二个新四军，下令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与此同时，蒋介石向中共方面表示，要另行委派新四军军长。
“一把手”仍难参与关键决策
蒋介石再派一个军长来，只会是个反共者。延安忙致电周恩来，让他把叶挺约到重庆谈话，“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在1939年1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把项英和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的职务颠倒一下，“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书记处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想法，并指出项英可“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周恩来告知叶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委员会的新安排，并要同去皖南送他回工作岗位，叶挺终于同意重归新四军。
但只要叶挺和中共的实质关系没有改变，就不可能真正参与中共对新四军的关键决策。这年9月，叶挺为新四军经费和编制问题去了重庆，因为蒋介石不肯增加新四军军费，他第三次提出辞职，才换来国民政府多拨了一些经费。
心绪烦乱的叶挺去了香港、澳门，明确表示不想再回新四军了。项英派人到澳门请叶挺重新工作，叶挺返回重庆，但仍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叶挺在1940年8月回到云岭。
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次提辞职
1940年12月29日，叶挺突然给延安发去电报，向毛泽东、朱德提出辞职。这是叶挺的最后一次辞职。项英找到叶挺，弄明白叶挺这回辞职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军领导的电报。
收到26日电报的时候，项英曾犹豫过要不要拿给叶挺看。电文内容十分严厉，向党外的人展示似乎不大好。可如果不给叶挺看，日后被他知道只怕又引起误会。况且这份电报事关转移北上的大事，不能不让军长知道。此次中央来电虽然是批评新四军的领导，但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项英，与置身党外的叶挺的关系可以说不算很大。想过这些，项英决定把电报交给叶挺。事实证明，他起初的担心并非多余。
叶挺告诉项英，自己辞职决不是要逃避责任和斗争，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他既然无能力担负起对全军的重大责任，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作抉择。叶挺说的历史教训，应该还是指呆在新四军里的种种矛盾和尴尬。项英忙向这位名将解释党对他的信任，谈了一个上午，叶挺终于“暂时打消”辞职之意。此时离皖南事变的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