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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江青靠输年轻人血驻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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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皎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铃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榻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着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著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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