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近日刊文称王沪宁将是仅次习近平、在中共意识形态方面最具权威的人物，但未来难免和过往的类似人物一样仕途波折。有文章表示，外界把王沪宁称为“三朝帝师”，这是个错误的说法。从残缺的三个代表理论，到以人类共识的观念充当理论的科学发展观，再到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的中国梦概念，王沪宁这个中共的三朝首席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以“中国头号理论师”（China's Crown Theorist）撰文谈论王沪宁的崛起。
穆秋瑞评价说，这位向来安静谨慎的隐遁学者，将是仅次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最具权威人物。
文章指出，王沪宁是中共新的七名政治局常委里最令人意外的一位，很少人预测他会爬到最高权力核心。
现年62岁的王沪宁，出生、成长、仕途发迹均于上海。在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后来做过美国访问学者。在1980及1990年代的早期学术阶段，王沪宁专注主权、统治权研究。
1995年王沪宁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收编，步入政坛。“六四”镇压后，江将王调到北京，担任中共党内智库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王沪宁随后被提拔进入党内掌握重权的中央书记处，为胡锦涛服务十年，十八大后，王沪宁转而效忠于习近平。
王沪宁是炮制中共理论的“高手”，先是为江泽民包装推出所谓的“三个代表”，后来是胡“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推手。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十九大上被加入党章的习近平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出自王沪宁。
穆秋瑞在前述文章中认为，王沪宁是邓小平之后，唯一被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皆视为最不具威胁又不讨厌的人。
不过穆秋瑞指出，作为“党的笔杆子”，类比以往中共党的理论师，包括毛泽东时期的陈伯达，还有之后的胡乔木、邓力群等，皆不免受到政治更迭，仕途起起伏伏。
分析：王沪宁“三朝帝师”有名无实
12月17日署名“惠虎宇”的评论员在海外中文媒体刊文指出，有人把王沪宁称为“三朝帝师”，说他服务了当今中共的三代领导人。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说法，帝师在中国文化中是有崇高地位的。
作者表示，古代的中国，皇权、教权、族权三权分立，皇权不下县；乡里是宗法自治，这是族权；而教权是指教育和教化的权力，教权控制的是文化领域，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为社会提供学术和知识，另一个是为社会提供道德的解释和善恶的裁判，也就是说教权为社会提供了价值观，代表着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在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教权主要是由掌握了儒家正统文化的儒士来继承和执行。
有了教权的独立，古代的帝王只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而无法同时成为道德权威和理论权威。帝王的皇权受到来自儒家正统的文化和道德解释权的支配，在面对道德领域的价值判断时，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的统治，什么是坏的统治，不能由帝王自己说了算，而首先是由掌握教权的儒家士大夫阶层说了算，同时儒家士人所传承的这种文化也会通过各种教化方式通达所有民众，形成传统中国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道德标准。
教权的独立以及教化在民间的普及，使古代帝王在人间有了一个强大的制约力量，一个帝王也许在自己的皇权范围内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他无法掌控历史和社会对他的评价，这个帝王是一个有道明君还是无道昏君，是个开明的好皇帝还是个贼仁害义的民贼独夫，在独立教权的价值标准下，朝臣和民众都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里不存在判断的缺位和价值的混淆。在独立教权的存在下，古代社会里，民意才能成为一个帝王治理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民心的向背，才可以在历史的一定时期成为左右时局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的文化来自于天，被称为神传文化，中国儒士所奉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就是神给中国人制定的做人标准，因此奉行这种道德标准而形成的民间意识，所谓的民意，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成为天意在人间的一种体现形式。所以，《尚书》中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惠虎宇强调，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教权是一种最重要的权力，它远远高于皇权。这就是为什么从汉朝开始，历代帝王都要祭拜孔子，对孔子进行册封，孔子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他之后的所有帝王，孔子因此成为中国公认的帝王之师，更被称为万世之师。
在孔子之后，在每一个具体的朝代，是由儒家知识阶层中的佼佼者扮演帝王之师，每一个帝王都会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有自己专属的儒家老师。所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创建道德标准和政治理论的是儒家文化，历代的儒士则是这种文化的传承主体，而帝王只是这种文化系统下的价值标准和政治理论的奉行者。改朝换代也只是更换一整套的统治阶层，而不会更换儒家传承的政治理论和道德标准。
从王沪宁的理论水平看，中共理论已走向穷途末路
惠虎宇认为，以纯逻辑的分析来衡量一下王沪宁的理论水平，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三个代表也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理论，从逻辑和理论本身来看，所谓的“三个代表”也是一次失败的理论创建。
社会学将社会系统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的三种基本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系统的三个层面就是人（社会主体）的三个基本属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展开。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揭示其中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中共的“三个代表”理论要求中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惠虎宇分析，以社会学有关社会系统的基本架构来衡量，我们可以看到，“先进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表征社会系统的经济和器物层面；“先进文化”是精神文明的体现，表征社会系统的文化和精神层面；而“最广大人民”则表征社会系统的主体。“三个代表”的表述中缺少了社会系统的中间部分，即体现社会系统的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制度文明（或者说政治文明）部分。也就是说，从社会系统的逻辑结构上来讲，这个理论的完善表述应该是“四个代表”。笔者试着论述如下：（不以中共为例）
一个执政党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该代表一个社会“先进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求；应该代表一个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当初王沪宁能以笔者以上的这个逻辑范式为基础，创建一个表征执政者与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的理论体系的话，也许可以首先做到逻辑上的完整，至少能彰显一些理论研究的功底。但是，王沪宁的三个代表理论连这一点最基本的学术要求都没有达到。如果王沪宁代表着中共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的话，那么，以三个代表的理论创建过程观之，则意味着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走向末路。
惠虎宇强调，在胡锦涛时代，王沪宁又为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只是一个这个时代人类的普遍共识之一。到了习近平时代，王沪宁提出的中国梦这个名词，更是一个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概念，因为中国人民与中共之间水火不容，中共的梦想是在中国永远统治下去，而中国人民的梦想则是摆脱中共，获得民主和自由，并在文化上回归自己的传统。
从残缺的三个代表理论，到以人类共识的观念充当理论，再到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的中国梦概念，王沪宁这个中共的三朝首席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急转直下，到习近平时代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再无可用的窘境了。
惠虎宇指出，王沪宁的官位却突然火箭式的扶摇直上，成为中共最顶层的几位统治者之一。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中共的统治已经的确走入绝境。
屡被类比陈伯达王沪宁政治命运不被看好
外界授予王沪宁的头衔和封号接连不断。先是“三代国师”、“中南海头号智囊”等头衔噱头，在十九大上晋升常委后，外界媒体纷纷又给王沪宁贴上了所谓“中国顶级战略理论家”、“习近平新威权统治风格的主要阐释者”、“习近平密友”，“中共头号化妆师”，以及中共“三位最高领导人背后的大脑”，等等标签。
时评家横河在《美国之音》表示，王沪宁的价值在于中共的理论需要。因为中共作为政教合一的政权，需要指导思想。如果没有王沪宁的存在，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及当红的习近平某某思想这三个理论体系都不会存在，因为这些所谓的理论体系都是无中生有的杜撰，更不是这些领导人自己的独创。它们仅仅是通过王的手笔把零星的理论片段通过配件组装式的功夫打包而成，最后冠在最高领导人名下。
横河表示，现在的共产党尽管并不想纠缠理论，但是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已经存在而且无法突破，所以需要一名巧妇来为无米之炊，需要王沪宁来包装和忽悠，来把矛盾理论装扮到自圆其说。
不过，正是因为在保守中共意识形态这一体制下，作为中共的所谓“理论高手”，王沪宁未来命运并不被看好，并屡被与毛时代最终入狱的陈伯达类比。
12月11日刊发于《自由亚洲》网站的署名高新的文章说，中共党史上，称得上是党内理论家，曾经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捉笔代刀者，只有陈伯达一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陈伯达日后的下场众所周知，在被毛泽东抛弃之前，他确实是毛泽东最为信赖，最为倚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所谓“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根据公开资料，1966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据《炎黄春秋》杂志《秦城内外的陈伯达》一文介绍：陈伯达是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文革前期，陈伯达曾是中央专案组王光美、陆定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却沦为接受专案审查的囚徒。而从被毛指定为政治局常委到被毛亲令关押进秦城监狱，前后5年，正好是现在的中共两次全国党代会的间隔时间。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