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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拒张闻天提议酿印尼排华惨剧

—几个“很傻很天真”的中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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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因反对中共对印尼“输出革命”而遭到批判,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〇”事件,印尼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尼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印尼对华人的歧视一直延续到今天。

张闻天在担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在对外交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如反对在外交接待中“打肿脸充胖子”的铺张浪费方式;反对中国以“输出革命”的方式介入他国内政;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会打起来,认为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主张和平共处,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可惜这些主张当时几乎都没获得采纳,相反成为后来批判他的“罪证”。而中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例如张闻天因反对中国对印尼“输出革命”而遭到批判,被批判之后仅仅过六年,就出现血腥的“九三〇”事件。

文革期间,彭德怀与张闻天被批斗

在中国,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能够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都是历经路线斗争和政治清洗幸存下来的精英,如果用“很傻很天真”来形容他们中的某些人,实在让人诧异,但是却有几个中共领导人,其中不乏当过总书记的,被同事和亲人用类似“很傻很天真”的话语来评价:

“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杨尚昆评价张闻天

这是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当着张闻天夫人刘英和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几个成员谈话时所说的一句话。杨尚昆长期在中共的中枢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主任一职,经历过中共党史上许多的重要事件。由于此次是小范围的谈话,而杨尚昆与张闻天夫妇为多年的战友,和张闻天同属所谓“二十八个半”之列,也是张闻天的知己,所以杨在此次的谈话中算得上是畅所欲言,谈话涉及到党史上一些不为所人知的细节,因此此次谈话在他去世多年发表后为研究中共党史者所重视。

说到张闻天,稍微懂得党史的人都会联想到两次会议:遵义会议和庐山会议,在后来被称为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上,由于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支持,毛泽东得以重回中共军事决策层,为毛泽东未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打下坚实基础。而在庐山会议上,又由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田家英等人支持彭德怀的万言书,张闻天被毛泽东打入政治深渊,并遭受迫害含冤致死。而除此之外,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联系到另一个会议——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会议。在很长时期,关于这一会议的情况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并未公开。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出于当时批判林彪在历史上曾经地反对过毛泽东,这次会议的材料才被披露出来。

以前的中共党史对很多史实语焉不详,给人两个错觉:一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成为中共领袖了,二是遵义会议后,从此毛泽东带领红军开始战无不胜的道路。事实上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毛泽东只是三人军事组的成员之一,而且中央明确三人军事组组长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并未马上得到军队高级将领的信服。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战役,由于情报的失误,造成战役的失败,毛泽东马上审时度势,才有了后来被高度称赞的四渡赤水。

而在此过程中,林彪感到在毛泽东指挥下,行军时走了“弓背路”,搞得全军疲于奔命。其实有林彪这样想法的红军将领不少,如黄克诚等人。林彪于是打电话给在此过程中打得最苦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被彭德怀拒绝。随后林彪给三人军事组写信,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也就是要毛泽东下台。而会理会议正是中共为批评林彪那封信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

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深受信任,而且林彪在毛泽东眼里,正像他批评林彪的一样:“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因此,在工于权谋、疑心很重的毛泽东看来,林彪的背后肯定是有人怂恿。杨尚昆回忆说,恰恰在此次会议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很多人知道那次毛泽东怀疑彭德怀,但不知道毛同时怀疑也张闻天。这个误会直到在庐山会议上,由林彪自己解释清楚了。只是庐山会议上这个误会的澄清,并未改变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态度,对两人已定的命运也无关紧要了。张闻天是中共党内难得的学者型领导人,他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但并不像王明和博古那么教条主义,他是共产党内少有的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坚持真理、理想坚定、作风民主而又不迷恋权力的政治家,从今天看来,他在党的路线、经济以及外交方面的思想是具有相当高度的。虽然他也有过教条主义,但是经过失败后马上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开始反对博古的主张,遭到博古的排挤。而擅于权力斗争的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把原属博古阵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拉入自己阵营,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李德等人拉下台来。

中共受共产国际支配的现实以及自己羽翼未丰的限制,使得毛泽东只能逐步达到登上权力顶峰的目标。在毛看来,中共把受共产国际认可的博古和李德赶下台来,推举另一个留过苏的张闻天,在共产国际那里可以交代,而且张闻天认同自己的革命理念,更重要的是张闻天不屑权谋,作风民主,正是权力过渡的最佳人选。深谙权力哲学的毛泽东明白,所谓权力,不在于职务,而在于实力。而且毛泽东一向不喜琐事,即使后来自己权力巩固了,他还继续让张闻天当总书记,正如后来把刘少奇推到一线一样。等到毛泽东牢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并逐步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信任,或者说自己的地位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里已既成事实,开始准备通过延安整风使中共完全毛泽东化时,张闻天就成为多余的人了。在遵义会议后,由于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而军事基本上由毛泽东主导,以致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同样精于权谋的张国焘马上就看出中央真正做主的是毛泽东。

对于擅长理论不善权谋的张闻天来说,他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担任总书记也是特殊时期众人推举,他曾经三次辞职都遭到拒绝。他与毛泽东两人既无私交,也无共同语言,好在他作风民主,不党同伐异、争功诿过,与毛基本也能相安无事。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民主作风较好的一段时期。毛泽东自己也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并不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在他主持下,确立了中共很多重要方针。他虽然支持毛泽东,但并不意味他不坚持独立思考,更不是毛泽东的“应声虫”。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只一次。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开始时主张“除蒋”、“审蒋”,并领衔通电全国,经过讨论,毛泽东很快同意了张闻天“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和争取“妥协派”的主张,也就是和平解决的方针,争取到参与事变的处理,毛后来还做了自我检讨。

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张闻天提出并论述了抗日战争为持久战的论断,为确定八路军抗战时期的战略战术作出了贡献。张闻天还停止了“左”倾肃反和其他整人的运动(如刘志丹是由张闻天下令释放而非毛),吸来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共。可惜的是,张闻天对中共这些的贡献后来在党史里不是被忽略就是改在毛泽东的头上,这又验证了那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更进一步说是胜利者中的当权者书写的。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转变是在对待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问题上,张闻天由此遭到毛泽东的忌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在中共党内是遭到很多人反对的,但大都不敢当面说,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带头写信给毛泽东,而结果是“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刘英)。毛泽东也做得出,结婚时连请客都没请张闻天。杨尚昆回忆说:“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毛泽东对博古、张闻天这样从苏联回来“言必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鄙视甚至是憎恨的,鄙视一是来自这些人的教条主义,二是论权谋,这些人在他眼里连真正的对手都谈不上。憎恨一是这些人无异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这“如来佛”套在中共和他头上的“紧箍咒”,二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会完全臣服于他。所以,张闻天虽然在关键的时候帮助过他,但在毛眼里,张闻天或许更多只是工具而不是恩人。他曾对给他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说过,在长征路上,他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其不得已之情溢于言表。随着毛泽东逐渐不再需要张闻天,对张的嫌恶也越来越不加掩饰,而这种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如现在影视作品里渲染的那样,不是不念旧情,但是谁如果违背他的意志或威胁到他的权力,哪怕不是事实而只是他认为,旧情也就不复存在。而且专制者最忌别人干涉自己的私事。念旧情当然也就会念“旧恨”,长期在毛身边工作,深刻了解毛的杨尚昆感叹:“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婚姻风波后,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心照不宣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杨尚昆说道:“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甚至说,毛泽东对待博古比对待张闻天还好。杨尚昆总结:“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杨尚昆所说的“社会经验”和“天真”,表面是说张闻天不谙世事,身上知识分子的学究气太浓,实质上指张闻天明知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慢慢有名无实后,还不知自保,顺从毛泽东,而是坚持原则,履行自己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的职责。

49年后,对经济有深刻研究的张闻天本想从事经济工作,但被毛拒绝而安排到外交系统(毛曾说张闻天不懂经济,其实不懂经济的是他自己),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一是共产党国家有过把失势的领导人贬到国外做大使以远离权力中心的惯例,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新中国”的外交就是与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与苏联的外交,而张闻天也留苏多年,所以这样安排表面看来也顺理成章。

既然不让做经济工作,张闻天又一心一意做起了外交,开始潜心研究国际问题,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在对外交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如反对在外交接待中“打肿脸充胖子”的铺张浪费方式;反对中国以“输出革命”的方式介入他国内政;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会打起来,认为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主张和平共处,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可惜这些主张当时几乎都没获得采纳,相反成为后来批判他的“罪证”。而中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例如张闻天因反对中共对印尼“输出革命”而遭到批判,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〇”事件,印尼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尼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印尼对华人的歧视一直延续到今天。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才得到实现。

按说张闻天进入外交系统后对毛泽东的权力已无任何威胁,但苏联对张闻天高规格的接待和与高岗的交往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而且张闻天的“很傻很天真”还在继续。当整个党实际成为一人党,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选择顺从和沉默时,他明知道自己在毛心中的地位,他还是坚持真理和理想。这不变的“天真”使得他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支持彭德怀,一般人都知道彭德怀的“万言书”,但不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除了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张闻天从此步入人生的深渊。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含冤病逝,这天正是中共成立55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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