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网络截图）
在天津相声界有句话“无人不宗马”，意思是天津绝大部分相声艺人都受马氏相声的影响，包括近些年很火的郭德纲。说到马氏相声，必须提及的是广为人知的相声大师马三立，他的相声《说瞎话》、《夸住宅》、《吃元宵》等迄今仍脍炙人口。
早年生涯
马三立1914年出生在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所谓“八德”指的是共同拜恩培为师的马德禄这一辈在相声界赫赫有名的八个师兄弟，因为他们都以“德”字排名。
因为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与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二人生有两个儿子：马桂元和马三立。在萃卿因病去世后，马德禄又娶了丁氏，丁氏与马桂元和马三立多有矛盾。
后来，因马德禄收入减少，无法供马三立继续读书，马三立不得不离开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此前哥哥马桂元也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圈。对此，马三立相当遗憾。
刊载在《书城》的文章《一生坎坷马三立》披露了马三立学艺的艰辛。当时他虽然拜的师父是周德山，但真正意义上的师父却是父亲和哥哥，因为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竟然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在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之外，他自己又加上了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而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马三立成家。之后，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连串的打击让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病好后，为了接济大哥和养家糊口，马三立开始到各地卖艺赚钱。
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1940年，马三立在天津相声界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之际，他被强迫入了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的兄弟剧团。备受欺压的马三立“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这样的状况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
之后，马三立很快声名鹊起，在天津广受欢迎，家庭条件得到改善。
被打成“右派”差点跳楼
中共建政初期，艺人们还没有受到太多冲击。马三立不仅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还当上了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市政协委员。觉得自己过上幸福日子的马三立彼时非常感谢中共。
但是，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马三立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关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据说是因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艺“大跃进”时，曲艺团领导要求演员表决心，一年创作作品多少等，而马三立在被点名后先是说要“一年创作相声作品50000段”，之后则反问领导“他们说的话你信吗？”这成为了他被打成“右派”的诱因。
刚刚被打成“右派”的马三立，因没处寻旧衣裳，只好穿着从旧货市场淘的便宜货、有水獭领子的皮猴上剧场。而这引起了管理服装的“革命群众”的愤怒：“这是向无产阶级示威！”于是将滚烫的烙铁放在皮猴上，“一会儿工夫冒起青烟”。
对于不公正的对待，马三立也曾抗争过，甚至差点跳楼，但毫无用处。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其子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他却被下放劳动。
而在戏校学丑角的彼时13岁的马志明也受到父亲牵连，从天上摔到地上，排练时不受人待见。马志明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过往的经历。有一次，马志明把练功鞋落在排练场，回去取，跟人保科长走了个碰头。人保科长把他喝住，回排练场巡视一周，确认他没纵火，才放他走。
深感憋屈的马志明遂于1962年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戏校，南下投奔跟人搭班说相声的两位师哥。很快他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这段经历对他是个很好的磨砺。
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已劳动一年朵的马三立被宣布为“摘帽右派”，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但他在回单位上班的头一天，领导就对他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马三立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如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著也抱歉地说“没有”，因为怕着火追查责任。
1963年，南漂的马志明进入天津市曲艺团，与父亲做了同事。马志明很快成为青年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然而，厄运并没有离开马三立父子。
被打成“反革命”的岁月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后，马三立和马志明父子俩相继被打为“现行反革命”。
据马志明回忆，当年5月27日，正睡到半截的马志明被工作队叫了起来，让他交代父亲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家里有没有枪，有没有手榴弹，写没写过反动标语。几年前，马志明在接受《南周》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有我真揭发，我也想进步！”“可是《买猴》是进城干部何迟写的段子，团长给他的。说他用这个段子阴谋反党，他哪有那个野心？”
当时的马志明想不通的是：父亲1953年才置下独门独院的三间小房，每间9平米，住全家16口人，怎么就成了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妄图变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按照革命群众的说法，爱听马三立相声的“都是社会渣滓、军警宪特、顽伪流杂，这种被清洗的对象”，“对社会主义不满，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才爱听！”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慑于马三立的名声，马三立并没有被禁止上台，而热爱相声的马三立只要没被禁止上台，就坚持演出。据说还曾有一个爱听他相声的香皂厂工人，怕马三立受人欺负，在每晚散场后跟着他回家，充当义务保镖。至于马志明和马三立的捧哏王凤山则被责令在后台干活，不许上台。
1968年，马三立奉“革命组织”之命，亲笔写下了所谓的历史材料，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一写出。其字里行间折射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卑微的心理。
1970年马氏父子被下放到天津南郊，直到1977年。马志明在房前屋后种菜、种蓖麻，养鸡养鸭，日子过的还算不错。也正是在此期间，马志明在与父亲的交谈中，慢慢咂摸出马氏相声的味道：父亲的幽默近乎冷幽默。很多时候像拉家常，铺陈许久。
虽然下放到农村，但马三立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这也为他后来的复出打下了基础。
令人叹息的是，马三立从1958年秋天被打成“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而这样的悲哀在中共治下，不止发生在马三立一人身上。
“逗你玩”人生与自认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马三立父子回到了天津曲艺团。1979年中共给其“平反”后，马三立才知道，在他的档案中，压根就没有任何“右派”和所谓“反党”的认定材料。他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这一凑数改变了他以后的岁月。这样的诡异带给人的何止是哭笑？
马三立晚年曾创作了相声小段《逗你玩》，除了暗含自己用尽一生在“逗你玩”之外，不知是否也有感于逗自己玩的人生？
八十年代，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马三立还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编创表演了一系列包括《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在内的单口幽默小段。
被社会视为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的马三立，直到2001年才彻底告别舞台，热衷于一些社会活动。但据其子女说，马三立对这些称号一概拒而不受。他更喜欢的是在热闹的活动后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他还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而有着如此普通愿望的老艺人却在中共的翻云覆雨中，走过了苦涩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