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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始人披露中共和日寇联手 曾庆红父遭曝光 周恩来保汉奸

随着越来越多的秘密档案被公开与揭露,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共产党不但假抗日、借助抗日的机会来壮大自己,而且还与日本人相勾结,围剿国军。而披露者之一是中共创始人。

1943年,新四军领导人(左起)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漱石在江苏

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说: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消极抗日、借抗日之名打内战、盗取共产党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随着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资讯越来越透明与公开,现在人们渐渐明白了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谁才是假抗日。现在让我们看一组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真实数据对比:

(一)中日之间的重要战争共22次,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对每次参战的时间、地点、指挥将官都记录得非常清楚,中日记录完全吻合。其中,中共参加的是0次,不仅国民军记录没有,日军记录也没有。也就是说22次最重要的中日战争全部是国民军打的。

(二)中日双方旅级以上的战役有1,117次(旅级以上才称为战役),其中,中共只参与3次。

(三)中日之间有3万8千至4万次战斗,中共只参与了100至200次战斗,其余都是国民军参与的。

(四)在抗战8年里,国民军阵亡380万人,其中高级少将以上死亡203人。

据共产党自己的资料,8年抗战中,共产党共阵亡16万603人,只有1名少将死亡(左权)。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国民军作战中死亡的。

根据日本方公布的在华阵亡人数:其中死于国军之手的31万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的851人,死于苏联之手的12万6607人。这些资料来自日本统计,日方在二战中死亡的人员都有准确的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等详细纪录,每个人都在靖国神社有位置。

随着越来越多的秘密档案被公开与揭露,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共产党不但假抗日、借助抗日的机会来壮大自己,而且还与日本人相勾结,围剿国军。而披露者之一是中共创始人。

国难当头曾山奉命勾结日寇

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是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内总管”和军师。曾庆红之父曾山是中共的一个大特务,曾在1944年蒋中正国民政府最危难时期,奉中共中央之命勾结侵华日寇卖国,要求日寇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中共档案馆有曾山勾结日军的原始档案材料,这些卖国密档,当年被红卫兵翻出,指控曾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最后周恩来出面力保曾山。

资料显示,曾庆红之父曾山(1899年~1972年),原是江西吉安永和镇一个屠户,乳名叫洛生,化名叫唐沽,1926年加入中共。1934年成为中共江西苏区内务部长,,当上大特务。抗战时期,曾山任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在陈毅、粟裕新四军活动的苏北一带从事特务活动,曾山即是在这个时期曾到上海南京与日本人私下谈判,要求日寇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在日本侵华、民族危难当头,中共躲到敌军后方延安,大搞“根据地”,大力发展、壮大自己的兵力。1937年11月,曾山从苏联回到延安,被派江西协助项英、陈毅做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其所谓游击战根本就是“游而不击”,而且中共还派八路军和新四军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

此时,曾山正好出任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从事特务活动。曾山曾到上海和南京与日本人私下谈判,要求日寇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

中共文件曝光曾山是奉命勾结日寇卖国

1967年9月,造反派红卫兵从时任中共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曾山的家中,抄出其与日寇私下谈判的机密档案,曾山被指为大汉奸从而被“批斗”。

曾山打电话向中共特工系统的最高头子周恩来求救,周恩来当场手书中央文件保曾山,向造反派红卫兵提出四点“批示”。“批示”称,曾山的特务活动,是听命于中共中央,造反派红卫兵不能干涉;曾山的性质应由中共中央来定;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周恩来的“批示”表明,曾山充当汉奸卖国勾当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所为。

中共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证实了新四军与日军接触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上述这个中共不可见人的卖国密档被红卫兵曝光后,现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里查阅。

陈公博证明中共勾结日本

陈公博是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也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成立了南京伪政府,陈公博出任汪伪政府首任立法院长,后兼上海市长和行政院长,是一个臭名昭着的大汉奸。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国民政府从日本将汪伪大汉奸陈公博引渡回国,并以〝通谋敌国罪〞将其处以死刑。

陈公博死前在狱中遗作《危险的南京》中写道:

“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

陈公博举例说:“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1943年,新四军领导人(左起)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漱石在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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