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
邦良先生发表于《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十二辑的《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一文，对萧乾沦为右派的历史内情做了有益的探讨。作者否定了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回忆录中“太情绪化”的结论：“自己后来一切的苦难应归咎于张光年，是张光年设置了圈套让他钻了进去的。”并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萧乾即使不去《文艺报》，不担任副主编，他在别的单位别的岗位，也同样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征诸历史事实，作者的这一结论，合情合理。
然而，作者对萧乾如何沦为右派的解答却陷入了悖论：一方面认为“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还必须假以时日，等待有关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另一方面却武断地说：1.“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2.文洁若根据黄秋耘的回忆所得出的“5月18日”是文艺界开始“引蛇出洞”、“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的结论，不足为凭。
我认为，在“有关档案”没有“进一步解密”之前，“5月18日”作为文艺界乃至整个反右运动中值得注意的历史关节，是无法率意否定的。
反右序幕是何时拉开的？
关于这个问题，魏邦良先生认为：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决定的。一般的看法是，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将《文汇报》上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在北京报刊上转载。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作出了具体部署。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的序幕由此拉开。
其实，能够证明“毛泽东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决定”的“充分证据”，就是起草于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也是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结论;而“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的结论，却不是“一般的看法”。
1957年中央决定“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这个时间表是毛泽东自己说的，那么“他老人家的内心世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风云突变的”，不是一目了然吗?何来“外人很难知晓”的判断?
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就是作于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那么，事情是如何起变化的呢?
粗略地统计一下历史，1957年的春天，是一连串的会议和毛泽东“游说”的足迹串成的历史，而这一连串的会议和毛的足迹，也营造出1957年的春天。——“营造”这个词是从陈晋的《文人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我觉得特别贴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由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创伤，使大多数人仍然存有些隔岸观火的心理。这个大多数有多少，毛泽东后来的估计是：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年1月18日到27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中，对“双百”方针作了一系列解释;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4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800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160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要开门整风的意见。3月16日，在批示完《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的指示》，毛泽东当天就离开北京南下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分赴各地，倡导“双百方针”和整风鸣放。
但是，5月上旬，当统战部组织的一些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材料陆续报上来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路“起变化”了。5月15日这天，他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就叫《走向反面》。虽然这篇文章在后来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党内高层人士则明白，“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的“一般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是开门整风到“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的转折点。
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黄一龙《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书屋》1999年第2期)。
在这篇当时作为机密文件印发党内的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我们随后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并不要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69-476页)
在这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做一场战争来看待的。
如何“诱敌深入”?从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后发制人。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后来，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做法说：“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如果说上述指示还都是党内的，并且是“绝密”文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莫说普通党员，就是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那么，5月25日，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则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这一天，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党内高层已经基本上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不公开即秘密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央书记处为准备反击右派的最后一次会议，也在这个月月底结束。
这个计策，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阳谋”。此后的整风鸣放不免带上了阳谋的味道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萧乾的命运如同其他一些人一样，出现了悲凉、浓重的一笔。
上述历史细节，才是“一般的看法”，不知魏先生何以视而不见。
5月18日是不是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
这句话是萧乾的夫人文洁若根据黄秋耘的回忆录而得出的结论，魏先生认为“不能同意”。理由两条：一是，“在6月之前，一切有关风向要转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周扬打电话给邵荃麟透露的消息恐怕也只是某位高层领导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猜测而已”，不足为凭。可在下文中，魏先生又说“周扬知道了内幕消息”，前后表述则自相矛盾;二是，“周扬知道了内幕消息”，《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却蒙在鼓里”，还发表了萧乾成为右派的重要证据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对于第一条，从我在上一节陈述的历史事实看，周扬给邵荃麟电话，显然不是对毛“内心世界的猜测而已”，而是体现了毛的整体部署，此其一。其二，魏先生引用了文洁若回忆录中所引述的黄秋耘的自述，但因对上述两条理由的认定，使魏先生把黄秋耘的回忆当成了孤证，进而作了否定。其实，黄秋耘的回忆不是孤证，亲历当年的文艺界前辈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回忆，可为黄秋耘的回忆佐证。
当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回忆说：
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在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整风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的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了。而最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做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338页)
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部队作家徐光耀在回忆中说道，在鸣放时，一些“引蛇出洞”的征兆已经出现，当时作协的张光年、侯金镜等人早已知道要反右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载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第175页)
鸣放期间首先给作协总支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信为丁玲鸣冤叫屈的徐刚，也从这个文件中看出了这期间的变化。徐刚在回答采访者邢小群“是不是因为丁、陈在甄别时的态度，使他们又被打成右派”的问题时，他冷静地分析说：
也不完全是。似乎事前已经设定好了。……在这期间，我看了一些党的文件，如《事情正在起变化》等。这些文件没有署名毛泽东，也不用中共中央文件的规格。我还注意看了报纸上的社论和文章，这些文件、文章，起到使我完全镇定的作用，也起到使我震动的作用。我曾想，作家协会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件有关。在时间上，中央文件是在5月14日(这里的日期有误——笔者注)下达的，党组扩大会是6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丁玲发言后马上休会。这是不是有蹊跷?(邢小群《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第130页)
以上几个当事人的回忆表明，5月18日周扬知道这个文件精神后，立即召集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小范围传达，开始按照文件精神布置反右了。用徐刚的话说就是：“作家协会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件有关。”就整个文艺界而言，从5月18日直到6月6日开会之前，作协党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紧紧围绕着“引蛇出洞”的意图进行的。这也就是涂光群所言的“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
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郭晓惠编《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100-118页)，提供了更为原始的证据：
5月24日：
周扬处来电话，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时到陆部长处，我们先在白羽处谈了一下昨天政治局会议的内容。
——5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议程是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这次会议，应该是部署反右派的会议。
5月25日：
九时开碰头会。讨论了机关的整风运动，决定从三个方面动手“放”起来，即党内、党外、机关，下礼拜起坚决地动作起来。
——作协从三个方面“放”起来，说明“引蛇出洞”开始部署了。
5月28日：
二时开党外作家会议。……看来，萧乾真是右派，和我们有不可解的成见。
——不用等到6月，萧乾已经被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认定为右派了，邓拓发表不发表他的文章，似乎也无关紧要了。
5月30日：
先是请黄其云来汇报各单位的整风情况，《文艺报》已“放”出，作家支部昨天向部长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
郭小川日记中用“放”这个字眼，殊可注意。
6月1日：
十一时，到《新观察》参加他们的整风会……看来，顾虑已经不多，算基本上放开了。回来，见中宣部出了大字报。
——“引蛇出洞”的部署基本上成功了!
6月4日：
八时半开始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最近的整风情况，觉得已经放了，但还未到高潮，还准备继续放，同时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了一番。
——或许，从5月25日讨论整风的党组扩大会开始，一些人已经就在整风中最突出的问题开始“放”了，在这些人中，有些被认为是应该保护的“积极分子”也不明就里地说了一些“右派言论”，所以，在6月4日召开的整风领导小组(此时或许应该叫反右领导小组了吧?)会上，专门“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一番”。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其目的一是像前引的徐光耀回忆中所说的，要保持好反击时的“拳头”;二是保护像涂光群这样的“积极分子”。
6月7日：
晚饭后，又开支部大会，会议开得很有意思……萧三看了大字报后主张向大问题大头子引导。我觉得他是不考虑问题后果的。
——“不考虑问题后果的”一语殊可注意：郭小川已经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了。
由此说来，不管是从文艺界人士的回忆，还是从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来看，5月18日，显然如同文洁若所言，是文艺界“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
还需要指出的是，魏先生引用了一段《郭小川1957年日记》，我查阅手头上的《郭小川全集》的1957年日记部分，没有查到这样的材料。从语气上看，这当是来源于郭晓惠编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因书不在手头，无法核对。不过，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做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至于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等人是否知道，也并不重要，他们要按照统一部署来执行。总书记邓小平保护他们过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引蛇出洞”策略的执行中有功。
关于魏先生的第二条理由，即为什么周扬知道内情而邓拓却蒙在鼓里的问题，其实，不需用更多的笔墨来解释。既然中央是“引蛇出洞”的部署，邓拓知道也罢(他肯定应该知道)，不知道也罢，也必须执行。这与“存心不良”无关——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就党内而言，所谓的是非之心都大于做人良心。更何况：1.当时是胡乔木在主管《人民日报》，邓拓只是执行的副手而已;2.邓拓在1957年4月已经挨毛泽东的批评了，到了5月底毛已经有意让吴冷西取代他(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39-42页)。在战战兢兢中，邓拓也只能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