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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首夺江家利益联通混改 并能源巨头牵出李鹏家族

——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近日,联通国企混合改革,中高层从总公司到各地分公司、子公司主要负责人任免调整共涉及242人。评论认为,有江泽民家族背景的联通作为垄断国企混改标杆,接下来的利益格局将重新划分。此前中国国企中的两大能源巨头合并重组还牵出中共前总理李鹏家族控制的电力势力得到削减甚至被吞并。另外,旅美学者何清涟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国企混改第一刀就伸向江泽民

国企混改第一刀是联通,而联通混改后内部第一刀是瘦身、精简机构。据《通信产业报》消息,联通总部由27个部门减为18个,减幅达33.3%;人员编制从1787人减少至865人,减幅达51.6%;各省分公司机构和人员也有相应调整减少,各省级公司管理人员也有减少,管理人员平均退出率在14.3%左右。

报导公布了总部部分部门负责人调整名单,共有60人。多地分公司主要负责人调整名单,共有147人。任职文件中规定,任职人员原任职务自然免除,聘(任)期三年。

去年8月16日,中国联通以“发行新股+转让老股”方式,引入14家外部投资人,包括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合作伙伴,除了阿里,京东也在零售层面与联通有了合作。

同时对核心员工施行持股计划,总共募集资金779.14亿元。完成股改后,这家央企基本形成了中国联通、投资人和公众股东的“三三开”混合多元股权结构。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王建宙、王晓初和常小兵三人轮番执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被称为电信行业的“国企三巨头”。如今王建宙退休,常小兵因贪腐入狱,王晓初张罗联通的改革。

北京时局观察员华颇对大纪元表示,像联通这些垄断的国有企业,肥得流油,都是掌控在那些权贵利益者手中,在那里呼风唤雨。现在来讲,“国有企业混改是想把伸到国企中的权贵利益者的手给斩断,把利益从这些人手中夺过来。联通只是开始。可能那些权贵最后被迫离开那些企业。”

外界都知道联通背后有江泽民家族的影子,习近平把联通作为混改的第一刀,华颇认为,也有点警示意味。“江泽民家族等一些老权贵,现在已是昨日黄花,虽然表示不满,有些还挣扎,但大势已去,他们也无能为力了,只得乖乖地放弃这些利益。”

他还表示,他们不是直接掌控这些资产,而是通过他们的白手套、前台人物来掌控。所以现在把前台人物拿掉,把他们的股份划入到国家手里。习近平前五年主要是反腐败,让他们不寒而栗、听话,接下来五年,习近平要进行利益调整,要把权贵利益夺回来。不这样的话,没法平民愤,普通老百姓就不会满意。

“同时习近平今年反腐也不会停止,他的反腐利剑必须悬在所有的权贵利益者头上,这样才能震摄他们。”华颇说。

中国能源巨头整改牵出李鹏家族

2017年8月29日,中国国企中的两大能源巨头: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观点认为:两大巨头合并,证明中共前总理李鹏家族控制的电力势力得到削减甚至被吞并。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神华是中国甚至全球第一大煤炭上市公司,2015年中国神华煤炭销售量达到370.5百万吨,在世界500强的排名270位。其旗下煤炭收入占比约为54%,发电收入约占38%。

在中国,煤、电分家的〝传统〞一直没有被打破过。而海外一些分析人士强调:煤电两大巨头的合并,至少证明,李鹏家族控制的电力势力得到削减甚至是被吞并。

李鹏家族中,曾被视为中国〝电力一姐〞的李鹏之女李小琳,早年曾担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7月份,中国国资委宣布李小琳任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和党组成员,显示其与电力企业进行了权力切割。

李鹏之子李小鹏,曾长期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和华能国际的领导职务,被称为〝亚洲电王〞,但最终走入了仕途,曾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省长。

公开资料显示,第一批混改试点的央企,集中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垄断行业。而这些垄断行业,大部分长期被掌控在江派利益集团手中。如中石油曾被曾庆红和周永康控制;联通被指与江泽民儿子有关;东航股东之一的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江泽民长子江绵恒曾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

华颇分析说,当局确实想针对垄断、移除利益家族这些绊脚石,但从过去的情况来看,由于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走向权贵的垄断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权贵们中饱私囊、最底层的民众来承受失业等负担。

美国经济学教授谢田说,〝如果因为把贪腐官员抓起来,受贿得来的钱物都会充公,这些经济资源自然就会回到现政府的手中;也只有从政治上打倒,从形式上判罪了,才有可能剥夺他们的那些控制权。〞

谢田认为,搞混合制国有企业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来吸收一些民间资本和外资资本,在国企面临困境的时候,想整合、重组,希望变得大一点、强一点,中共不会放弃对国企的控制,基本是换汤不换药。

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旅美学者何清涟去年9月撰文披露,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维持大型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主要出于政治需要。

何清涟文章说,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被视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垄断重要行业,让国企拥有产品定价权,攫取巨额利润输送给中央财政。

在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显示,从2002到2009年中央所属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21.6%,国企的税负均值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同时,国企也是政府对外援助和对内实施政治及社会控制所需经费的小金库。例如,中国高层官员去外国访问时,经常随带大量采购合同或援助项目,这些支出往往通过国企支付。

此外,国企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稳定性都远远优越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这样的企业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职业选择时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因此,国企往往成为官僚、权贵亲属的谋职之地。

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揭露,共有103位在国企任高管的红二代,曾用MBO(经理人持股)的名义让自己致富,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在21世纪前十年的国企改革中,这些红二代通过MBO的方式,不费分文攫取了大额股份;在资产数亿或者数十亿的超大型国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也是一块巨型蛋糕。

国企与红色家族之间既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这些被管理层大肆攫利的企业不可能经营良好。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衰退,国企的黄金岁月结束了,成为银行坏账的主要源头,拖累了中国的国有银行。

自2014年以来,中国媒体上大量出现“僵尸企业”一词,指那些严重亏损、依赖银行贷款在维持运转的国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国股市上这样的“僵尸企业”就有266家,占10%,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八大行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00家,其中16家是亏损企业。例如,“中国铝业”号称“A股亏损之王”,2014年度净亏损为163亿元人民币;“鞍钢集团”有800亿银行债务,2015年净亏损43.76亿,“渤海钢铁”债务达1,920亿。这些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大型国企长期处于低效亏损的状况,使得中国金融系统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为国企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账)。

屈指算来,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坏帐了。三轮坏帐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变的,即国企靠银行不断输血维持。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这些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0多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2012年是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习近平虽然接掌了中共最高权力,但陷入政治对手的缠斗之中,国企问题暂时退出公共视野。胡温时期那轮有关国企的争论所指出的各种弊端,只有国企管理层与员工的巨大收入差距被列入解决的清单位之中。2016年1月,央企开始执行国企高管降薪资方案,把负责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从12倍调整为7-8倍,全国各地的国企高管平均降薪30%。全国25个省份公布了国企高管降薪方案,大多数将国企老总的基本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2倍以内,把总体年薪限制在8倍以内;限制幅度最大的宁夏,将高管的总体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5倍以内。2017年9月15日,官方宣布“多地推进国企改革细化方案”,要点就是“国企市场化薪酬改革提速”。

可以预见,只要国企的运行机制不改,民营资本在政治压力下入股国企,只是让国企获得了“免费贷款”,除了国企经理层薪酬过高获得解决之外,所有问题依旧,对政府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将银行的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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