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是林彪“四大金刚”之一，他在临终前撰写《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以当事人的角度剖析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恩怨情仇，并曝光了毛泽东的心狠手毒、诡计多端、口蜜腹剑、丧心病狂。香港作家胡志伟总结了此书的一些特别之处。据他文章介绍此书：吴法宪临终大骂，毛泽东证明周恩来逼死林彪，承认共军造假。
从未想到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
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两周后被捕，一九八一年一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被“十恶大审特别法庭”判刑十七年。在回忆录中，他说：“我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枪林弹雨，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但唯独没想过，要为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
“从九一三以来，我一直没看到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在文革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召过在全国的夺权。相反，由于林彪、老帅们和我们的反对，在军队中，除了一些文艺团体和部队院校以外，任何军事机关和部队都没有夺过权。全国廿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夺权的”“在文革中，我所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党的组织原则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框框的。事实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词组，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
迫害干部的罪魁、全面武斗的黑手都是毛泽东
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吴法宪说：“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和廖冠贤四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关于贺龙和罗瑞卿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决策的，主要安排是他们决定的，两个项目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从没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回忆，由毛、周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它人的项目组报告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他愤怒地说：“在刘邓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它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按：指黄吴李丘)，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关于“在空军关押迫害干部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空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问题，他认为“这是全国全党搞运动的结果，当时全军共有八万人受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空军只占其中百份之零点二，其余99.8%受迫害的人又应由谁来负责，各该单位的主要领导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共有七十三万人遭到迫害，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都要承担刑责?在审查林彪集团过程中，军以上干部八百多人被整，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在学习班中被整死，是否也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他认为“在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从毛主席、党中央到下面基层领导都有错误，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吴法宪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毛泽东。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曹荻秋低头弯腰，竟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
对于中共现当权派指责林彪“反军乱军”，吴法宪极为反感。他说：“林彪是军委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大量事实已证明，在文革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吴法宪还揭露：“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句话是一九七○年八月十九日汪东兴在庐山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讲的，绝不可栽赃到叶群身上。《程世清访谈录》与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所撰《林彪事件与我》都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这是指林彪，然而吴法宪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泽东意见外，并未说过其它的话。早在一九五○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与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相反，在苏联向中苏、中蒙边境调兵时，林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把重点战略目标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对付苏联。所以，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恶意栽赃!
现在中共的御用文人说“林彪的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改变的总预演”，吴法宪认为“九大”后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防止苏联突然袭击是毛、周的三令五申，战备疏散是预防苏联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伤害聚集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周以政治局名义下达疏散令后，才有林彪的一号命令——疏散华北东北西北的坦克、飞机、大炮，当时毛泽东并无异议，不能因为林彪死了，就把他的功劳变成罪行。
九一三后，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在受审查期间，为了“立功赎罪”，便检举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拟定了作战计划。吴法宪说，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大陆、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时，为了防止国军突袭沿海地区宣示对大陆的主权从而破坏中共与美国的谈判，毛周指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了一星期的会，空军按总参指示加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力量，这个作战部署是毛周亲自批准的，何“政变”之有?
证明周恩来逼死林彪
对于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在书中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已经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于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么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廿九年、他刑满十三年之后，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中共当局多么不希望这位九一三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尽管事隔廿九年该案已不具政治敏感，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论题了。
对仇人恶有恶报感到快感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审查他的上级、同事、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九一三时到空军司令部监控吴法宪后来又成了吴案负责人的李德生，一九七五年元月突然被免除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在政坛上再也没有作为。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五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一九七三年横死于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已经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九一三后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吴法宪承认志愿军击落美机数字有假
吴法宪回忆录同汪东兴李鹏等人回忆录不同的是，他不但解开了某些历史谜团，还透露了一些中共军事机密。诸如：
(一)朝鲜战争期间，中共志愿军上报击落美机的数字有假①
(二)自中共空军建军以来，空中、地面事故不断，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
(三)五十年代厦门有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叛逃去了台湾，并升了官。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利用一名被捕的台湾特务，向台方发了假情报，称那个师长是假投降，结果对岸就把那个师长枪毙了。
从吴法宪回忆录可以断定，吴法宪讲了许多真话，所以这部书不能在他为之奋斗了四十一年的中国大陆出版，而只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香港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