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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首发 魏紫丹:泛反共主义论

当今社会,一个正常的人,他人性的现实性底线就表现在反共这一点上(参看附录1)。只要是坚持了人性底线的人,我们就要广泛地团结起来。中国人“人咬人”的劣根性,务必剔除。

“当今”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国际社会,共产主义绝大部分已经寿终正寝、进入坟墓。在东亚社会,中共习氏和朝共金三胖的极权主义已步入了登峰造极、物极必反的阶段。也就是说,作为尚未进入坟墓的部分,他们正在拼命地自掘坟墓,累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揩去,用尽吃奶的力气在掘出最后一铣土,免得功亏一篑、死无葬身之地。当年马列毛诅咒资本主义那一套恶毒谎言,歪打正着,恰好可以用在“当今”共产主义身上。共产主义正处于腐朽、没落、垂死的阶段,正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中国梦”中想再开几大,以便竖立墓碑:“祸害百年、遗臭万载”。虽然中共的最终结局是不得好死,但人们也不能乐观得太廉价了,毕竟是鸡子临死还要蹬三蹬。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何为“正常的人”?

一般说,就是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起码说,不是傻子,不是狂人;只要能生活自理,还具备人之常情者,就算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做人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反共。这是仲维光先生的观点,对此观点我曾举双手表示赞成,并写过一篇专文略加展开:《对仲维光“做人底线”之论证》(即附录1)。

正本清源谈“反共”

以1957年为界,之前我是个青年教师,在中学教数学,并且还是数学教研组组长。之后,我以同情储安平“反对党天下”的右派言论被打成右派。以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被打成极右派、死硬派,卒被处以第一号处分: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直到1978年暑期后才被改正错划、恢复教职。

以上共四句话,每句话都足以写一部长篇故事。。。。。。不堪回首忆往年。不叹妻离子散、九死一生,唯幸青山犹在、有柴可供内中烧。我的义愤填膺蓄势待发、遂诚于中而形于外。教委领导找我谈话:“人家改正后,都表示感谢党给予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为党好好工作几年。哪像你那样耿耿于怀、满腹牢骚!”我耐着性子解释道:“邓小平、胡耀邦都教我们要说两句话,要把问题说全,可是,这些被改正后的右派们欢呼雀跃之余,却都是一言以蔽之,曰:“感谢党给了第二次政治生命”;然后就戛然而止,闭起尊口。而我憋不住要说的,是第二句话。”

“你说,你的第二句话是什么?”

“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里去了?”

这位教委领导气急败坏,不正面回答问题,反而指责我:“你右派本质未变。”我这个未变的右派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反对党天下,反对共产党绝灭人性的党性。在当时给我(其实是所有全部右派)定的罪名是“反党”。不言而喻,“党”专指共产党,不及其余;其实就没有其余,党外无党。或有人大大地不以为然;毛主席不是还专门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吗?岂不知,原来只有亲近毛的人知晓他好肆无忌惮地大放臭屁,后来才逐渐国人皆知:谁也比不过毛放屁更响亮、更放肆、更自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正都是由着他说。我敢说,他说话完全等于放屁。这绝对不是骂人,而是基于累累事实。(附录2)也罢,而今我们,为了表述精准起见,特郑重其事、直截了当地将“反党”、正本清源为“反共”。

“反共”,怎么能成为“主义”?

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解释,主义就是思想——信仰——力量。反共就是我们的思想、信仰,并且,以此为动力我们要、也必然会发出一种力量。反共不是反对共产党员,也不是反对共产党组织,而是反对共产党的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郭文贵说:“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就是骗子主义,就是撒谎主义。”有人卖弄说:我们现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郭文贵说,中国特色就是、他撒谎还要逼着你相信。至于说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更是离题万里了。两个“社会”夹着一个“主义”,看似重视社会,其实是国家把社会挤压得再无存身之地了。说成是毁灭社会的主义,倒还差不多。所以我们把“反共”就定为我们的纲,实际上它业已成为20、21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和如今的反恐是一个性质,因为共产主义非他,就是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就是国家压跨社会的主义。反共,在中国,其要义就是反祸国殃民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是什么?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是“二纲”:一曰“阶级斗争为纲”——为反对邓小平的“以三项指示为纲”,他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其余”,到底包不包括“路线”呢?此处出现了逻辑溷乱,即,他又二曰:“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有人为毛打圆场说:“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可周恩来在阶级斗争最为火烈的文革环境中说:“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实,毛逻辑溷乱不止这一处、多去了,信手拈来皆成例证。(参看附录3)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纲,其余都是目呢?倒也不是。历史上封建社会所谓的“三纲五常”,源远流长。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传到文革时期,便有“二纲五常”。二纲是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为纲,五常是打砸抢抓抄。

根据毛太祖遗训,应该说,反贪仅是目。习近平却以选择性反贪为纲,因为当今天下无官不贪、制度性贪、系统性贪、史无前例地贪,而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以警反贪,虽手段违法,但从效果上讲,反一个准一个、把政治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习家军高唱极权主义凯歌、旗开得胜。而这样的所谓反贪腐,卒致越反越贪、越反越腐者何也?盖因共产主义者,贪腐之温床也,万恶之源头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上的共产主义:先化私为公,即化私产为共产党产,也即所谓“公有”;然后再化公为私,让红色家族得而私也,一代、二代。。。世代相传。这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超越法律暴力夺权、暴力掌权、暴力谋财害命,并且绝对不与外人分享公权力。结论自然而出: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盗国主义。所以共产党无官不贪既是现实、又合逻辑,是基因使然。所谓反贪,也只能是选择性反贪,争权夺利的狗咬狗;只能是大狗咬小狗,大贪台上作廉政报告,小贪台下戴手铐脚镣,大贪官反小贪官、红色血统贪官反草根血统贪官;也就是说只能是非法反贪,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桉,而反出的脏物又尽入反贪者腰包,人民则是屎壳郎撵屁一场空喜、毫无获益。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你要反贪、必先反共。因为共产主义就是不受监督的极权主义,必然形成盗国主义,所以是贪腐的制度根源。这是历史提供的反共、灭共的摧枯拉朽的契机,是转换基因的必由之路,是摆在国人面前的唯一正确选择。

古人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其说必将无可焉。”(《墨子.兼爱下》)

由此可见,毛泽东“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立论,实不足为训也。因而我们要更加明确无误地确认:“破和立,需要同时兼备、二者并举,绝不会单打一、而另一即在其中也”。这是事实认识;关于价值认识,谚语说得好:“能坏不能成,人家称你大狗熊(毛泽东算一个);能成不能坏,人家称你老奶奶(想不出谁可对号入座);能成又能坏,人家称你是大元帅(蒋经国可以当之无愧)。”这里的“坏”就是“破”、破坏;“成”就是“立”、成立。

按我的意思就是,把毛的话“非”之,而“易之”为:“破字当头,立字当脚”。当头要“破”的是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二纲”;脚踏实地要“立”的是三民主义,是反共为纲。当然,我们也听到过异议的观点:说立三民主义是不与时俱进。但我们认为,三民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能与时俱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它既适合普世价值(如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又合乎中国国情,同时如台湾三民主义社会已经实现的那样,把容忍异议的观点视作自己题中应有之义;不似马列毛的共产主义视自己为宇宙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再从我们亲身的经历来讲这回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老百姓的说法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其实远未回到解放前,只是把三民主义当做救命汤喝了几口、沾了点边儿,就赢得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美名、取得了经济有所发展的实效。要是学样蒋经国先生领导下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台湾呢,就更会像他创造了世人有口皆碑的“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奇迹那样;邓也将完全可以预期,会创造出“全世界N条大龙之首”的奇迹。

怎样定义“泛”?

泛者,广泛也,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人道主义也,人性也。只要是有人性的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我们就要搞五湖四海,广泛地“爱”、广泛地“亲”。

我们反共、反党,因为共产主义党性是反人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和产物,是与人性不共戴天的。对具有人性的共产党员及其领袖人物,我们不仅不反、反而要泛爱。对他们,如赵紫阳、胡耀邦,若加以排斥,就缩小了“泛反共”概念的外延。这样进一步延伸至国际,如俄国的戈尔巴乔夫、美国的班农也可以被“泛”进来。至于对不论国内、海外的华人,更是要反共一家亲、同进一家门了。

或有人曰:有些媒体明明是中共的狗腿子,却也发表一些反共、批共的言论,据说是因为不如此便会断绝稿源、断绝受众。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共真假的问题,倒可以作如是观:假反共的出现,就证明真反共的胜利;就证明真反共得民心、合民意,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至于假反共,我预料它的最终归宿必然是二者择一:或者弄假成真,或者身败名裂、同中共偕亡。

与此相反,也有的人发誓热爱党,例如贫下中农,高歌“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刚刚土改后不到两年,毛主席号召合作化,我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断定90%以上的贫下中农愿意单干、反对走合作化。同理,资本家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我确信他们心口不一,骨子里都在反党。宁信谚语所云:“赌咒不灵,放屁不疼。”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臭老九,也大都在拍着胸脯声称:“竭诚拥护共产党!”对他们,“泛反共主义”论者应取如此态度:“我理解你的声称,更誓死保卫你有声称的权利!但把你“泛”进来,也是我的愿望和权利,更合乎实事求是。”

如此说来,“泛”是否就是个无边无际的垃圾筐呢?答曰:“否”。它是有边界、有底线的,超越边界或底线就叫做“泛滥”,一旦泛滥就会成灾的。我们反共,具体说是反中共,在这一点上,最强烈、最彻底的是中国国民党,而认识中共的危害性、险恶性,最清醒、最彻底的是前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主席蒋介石、蒋经国二位先生。但是,可惜呀可恨!当今国民党及其衍生党的上层,不能说是100%,至少说也是90%以上,都被中共蓝金黄而沦落为国民党的无耻叛徒、领袖二蒋的忤逆之子。“尔忘共匪数以千百万计地屠杀尔辈同志、父兄乎?尔辈安能见利忘义、伤天害理、不要嘴脸而至于此极!”我们对这般猪狗不如的东西,只能将之抛出“泛”外,以纯洁阵营。

“人咬人”的劣根性,务须剔除

狗咬人(坏人整好人)、人咬狗(好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窝里斗),这些我都以常情、常理、常识、平常心视之,并不太在乎、也无异常的感觉,而使我们深恶痛绝、令我们咄咄嗔怪、认为大谬不然者,是“人咬人”这种怪现象。既然大家都是好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话好好说,强梁不如商量嘛!

我年老,记忆力衰退,但仅凭可怜的记忆力所及,就能够一拨拉一大堆特务:胡平、杨建利、唐伯桥、辛灏年、龚小夏、盛雪、刘晓东、魏京生、郭文贵、郭宝胜。。。

就此,我有三点认识或想法:第一点,既然民运队伍中充斥着特务,且大多数特务都位居要津,那么,干脆由其主子中共盗国贼公开加以收编,定番号为:“五毛大军”;岂不更浩浩荡荡?岂不更名正言顺?岂不更指挥得手?何必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贼头鼠脑、充当伪类、不敢见天日呢?

第二点,既然没有那么多特务,又何必大家都对着屁股放屁——互相臭呢?诬指别人是特务的人,往往自己又被诬指。这些年民运内部,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完全乱成了一锅粥。造成这种亲痛仇快局面的内因是私欲旺盛、争权夺利,外因是盗国贼遣使特务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卒致外因通过内因而奏效。

第三点,问题继续发展,会使民运消亡得无生无臭、无影无踪;卒致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高挂天空,可望而不可即。山穷水尽,柳暗花明;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的设想是:“寓攘外于安内”。具体做法是,首先由有志于民主事业的仁人志士、特别是民运领袖,群策群力,运用其道义威信、政治威望,发出号召,说明肃清特务、纯洁队伍对民主事业生存发展、生死攸关,对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也不能执迷不悟、等闲视之。其次,以身作则、带头付诸行动。怎样行动呢?因为谁说谁是特务,不可能偷偷地干活,只有公开宣传才能达到扩散的目的。这样一来,谁说谁是特务就成了光天化日下的行为。民运领军人物,首先带头揭露,是谁告诉他——“某某某是特务”的。这様一直抽丝剥茧,最后查出始作蛹(俑)者;便是我们追踪审查特务的目标。以此类推,查出其他搞污名化等类鬼蜮伎俩者,更不会比这更难。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就算是我们取得了初战大捷,也不能指望一劳永逸;更何况我这个反共单干户,现在还只是在做纸上谈兵、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呢?

附录1:对仲维光“做人底线”之论证

首先,我把论方的基本论述摘引如下:

仲维光:人性的底线

共产党的每一个发展和扩张,都是他们无视正常法制,无视人间伦理、契约,残暴肆虐的结果,共产党每一个退缩和失败,包括他们时常说的所谓落实政策、平反冤狱,都是民众对抗和反对,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而让他们感到恐惧时的结果。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证明不是如此。

共产党从来没有过因为天良发现做出了退让或悔改,这甚至包括那些在党内受到过整肃的爪牙。这就是给刘少奇平反,刘家闭眼不追究根源和罪犯;给邓小平平反,邓小平不反毛泽东;被整肃多次的胡耀邦就是到最后也没有反对共产党的冲动的原因。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说,共产党彻底毁灭了人类的天良!

所以历史的答桉就是共产党自己所承认的,共产党不是普通人类制造的,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不是我们所说的“人”!

他们伸出中指,不只是拒绝共产党,还要我们每一个人审视自己作为“人”的良心!为此,我们要感谢廖亦武先生、穆勒、施莱博先生!如果你问人间天良何在,就请直视廖亦武先生的照片……而如果你直视照片,你就一定会清楚,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 See more at: http://www.aboluowang.com/2014/1227/491959.html#sthash.9By88Qev.dpuf

孙丰: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何为“做人的底线”所追问的是人为什么能够做人?而“反共”只是为能正当地去做人所必须的条件,因而反共是历史或时代做为合规律的过程所提出的任务,也可以表述为是历史的使命,或历史的现阶段的进程。与“做人”的底线无关。

人所以能够“做人”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反共。请想想:65年前共党尚未统治中国时,难道那时及以前的人就不做人了吗?那时的人也必须“做人”呀!在还没有共产党的条件下,他们又哪来的“共”可反?难道他们无“共”可反就没有“做人”的底线了吗?不会吧?(<消息树>时政杂谈)

后面,再展开我的论证:

我们把宇宙间一切可感知的事物(事是占时间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脱离空间。物是占空间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脱离时间),统名之曰“形”。形一分为二: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为器。道再一分为二:阴、阳之为道;器者物也,物再一分为二:矿物与生物。

没有生命的物叫矿物。矿物没有为物增加新的属性,是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生物为物增了加新的属性,即生理性——生理上的新陈代谢。研究它的学问叫生物学。生物分为二:植物与动物。

没有意识的生物叫植物。植物没有为生物增加新的属性,植物学所研究的仍然是其生物性。动物为生物增加了新的属性,即意识性,其标志是目的性。杯子里水浅、乌鸦喝不到,它会啣石入杯、提高水位。瓶子里的油,老鼠喝不着,它会用尾巴从瓶口插进瓶里、去蘸油。高级动物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的行为中,或显或隐地都含有目的性。动物再分为二:禽兽与人。

仅能用神经去感觉事物、展开活动的动物是禽兽。禽兽没有为动物增加新的属性,所以,动物学里只研究禽兽、不研究人。因为人具有新的属性,人为万物之灵。“灵”在哪里呢?曰:“心之官则思”。人有心、能思维。如果说,禽兽的认知与活动只限制在最低级的感性阶段,那么,包括知性在内的理性认识和包含理性认识的实践,就是,具有“心之官则思”之属性者,那是非“人”莫属的。故曰:人者人心也。得其心者得其人——得到或得解他的心,就掌握或认准了这个人。又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就是理性;因而就把“理性”这个概念用来界定人,而把“兽性”这个概念留给动物。

如果一个人一点理性都没有,你还能把他算成一个人吗?属于这个情况下,一点理性都没有的“人”,在现实中有没有呢?有。死人自不必说,活人也是有的,活人如植物人、疯子、胎儿等。或有人问曰:“难道你说胎儿也不是人吗?”敬请稍安勿躁,听我慢慢道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胎儿尚不是人、尚是个生物体。”当他演化为社会体,具有了一点理性的时候,就有了做人的资格。所以我认为,有一点理性乃是做人的底线。当我对这句话、画上句点时,刻不容缓的是立即对“理性”一词加一分说:理性有好、坏之别。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绝对”有很高的理性,却“把坏事做绝”呢?对此问题,我要做如下的解说:把理性比作一条数轴线,把“没有理性”做原点(0);向右的射线表正数(+),是指好理性,其本源是出自良心、良知;向左的射线表负数(—),基本内涵是伤天害理。正数和负数互为相反数,0的相反数仍是0.上面我说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绝对”有很高的理性。这里的“绝对”是指负数的绝对值而言的。负数的绝对值越大,则表明负理性越大,负能量越大,因而就进一步表明这个坏人是坏得越狠、反人性反得越决绝、越不留余地。

当我说一个数是5的时候,无需加任何说明,它就是指(+5),你不会误认为是指(—5)。同理,当我说“做人”的时候,断然是指做好人、做人性健全的人,而不是做坏人、做绝灭人性、伤天害理的人。

对人的分类,以性别做标准分为男、女两大类;以道德做标准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以阶级做标准分为官、民两大类;以年龄做标准分为老、少两代人;以种族做标准分为白人、有色人种两大类;以民族做标准分为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两大类;。。。。。。在各种不同的分类中提取出的同类项,就是“理性”。有人说:“人是政治动物”;也有人说:“人是社会动物”。但都不如说:“人是理性动物”。理性把人从动物中提取出来。如果不讲理性,猴群有猴王、虎群有虎王、蜂群有蜂王;蚂蚁的活动也有组织性、纪律性、分工合作;它们不也都成政治动物、社会动物了吗?但只因为它们没有理性、没有心智,所以只能是动物而不能是人。又,为什么有的人会被称为“人面兽心”呢?是的,只要有理性,你就不好说他不是人。但他的理性是负理性,虽俱“人面”即人形,却没有人心,不讲良心、却又俱“兽心”,那他到底算是个什么物件呢?他到底是什么、我并不关心,我的关切中心是,他总不能算是“人”吧!至此,是否可以这样来界定: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正理性,即人类的良心、良知,才是人性之根本呢?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阿波罗网来稿首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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