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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破坏传统文化及灌输党文化

中共把传统道德的教育毁了,宣扬仇恨,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毫无善可言,给学生和老百姓灌输狼奶,把人教成野兽,仇恨种子生根发芽,以推动血腥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49年到66年,完完全全地用中共狼奶浇灌的一代已经长成,该看看成效如何了,文革也是中共狼奶教育成效的大检阅。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8)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整肃后,人人为近敌,谁也不敢说真话了,更别提对学生的解惑了,有也是党文化的那一套了。(STR/AFP/)

目录

古时教学理念——传道授业解惑

中共如何教育学生

钱学森之问

中共与德国对学校的控制对比

文革打死校长教师

古时教学理念——传道授业解惑

教育是传承传统、形成一套道德思想观念的重要手段,韩愈的《师说》提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把教师的任务说得很清楚,即:

1.传道:即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传做人的道理及道德,这是首位,也是根本。

2.授业是教人技能,使学生能够掌握知识。

3.解惑:解答学生在传道,授业,成长等方面的疑惑。

为人师长者,位居君、亲、师之中,享有崇高的荣誉,要传授品德、学业,导人以善。

以上三方面不是有并行的,而以传道为主,在《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道理,在于明了并彰显人人先天本有的“光明德性”,去除污染而自新,并不段进步,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授业与解惑是为传道服务的。当然,只说传道,没有授业,道亦不存。如不解惑,则道不明。所以三者虽有主次,但又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师首先是教人做人,学生首先是学习人生之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还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没什么用处。即要教育学生做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善良的人,真实的人。

中共如何教育学生

对于最重要的传道部分,中共把正信,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宗教等一概视为“四旧”和封建迷信加以毁灭,然后植入并灌输党文化。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控制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并设政治课,灌输党文化,有意混同党和国家概念,没有真正的以史为鉴的历史教育了,都简化成一种革命(仇恨)教育——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爱领袖、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从小学开始,就不段地学习中共邪恶的斗争理论,对儿童心灵用暴力血腥来浇灌信仰。并加以实践,逼别人去学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这是极其歹毒的。表面上看也讲尊敬老师,尊敬家长,但当老师,家长是中共斗争的对象(如“地富反坏右”等)时,那就要与其划清界线,批斗,甚至打死,其目地是把人培养成“人性全无,党性丰满”的人。当有人说几句真话时,中共党媒不是说其“党性全无,人性倡狂”吗,可见中共要培养就是毫无道德的人性全无的人。

过去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清末,章太炎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以市场。中共的教育反其道而行,课堂都成了中共的宣传阵地,必须上中共的政治课,把斗争及欺骗灌输给学生洗脑。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笔者上党史课时,教师大骂彭德怀,过一段时间,同一教师又赞扬彭德怀(彭德怀平反了),我们的作业答案也只能随之变,否则是零分。

再看授业部分,授业就是教会学生将来要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知识,教会学生一定的职业技能。教育就是获得运用知识的艺术。

学校除传授知识及技能外,还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学习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想像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教育应以人为本,让每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中共却利用标准答案和考试的手段来扼杀独立思考能力、想像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若论考试能力,中国学生绝对世界第一,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采用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的渗透式的强制教育,应试当然可以拿高分。

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快乐地学习,探索学问,追求真理,享受生活。孔子认为,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强制的高强度的题海战术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厌学。应试教育只是获得通过考试的技术,一旦通过考试就万事大吉,再也不去考虑如何使用知识。如果知识失去运用的机能,就是块敲门砖。

商人任志强说过:“教育的可怕在于从来不是开启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是只告诉你死死记住教科书上告诉你的答案。不需要你去探索,为什么是这个答案的结果?不需要知道原因和有其它答案的可能,并且用考分限制你只能死记这个标准答案。于是就可以用欺骗掩盖事实的真相,甚至任意编写历史,颠倒黑白。让人民生活在谎言之中。”中共把党文化及邪党理念强行植入这个标准答案中,长此以往,就成了党可以控制的没有正邪、是非、善恶观念的人。

再看解惑部分,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很重要,而心理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

不仅学业上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学生在生长期,青春期,在学校和社会,必然还会有好多问题和困惑,其实身为老师,为学生解除困惑,指点迷津极为重要,人生经验与建议,也是作为老师最大的价值,不仅在学业上要影响学生,更要在人生道路上,扮演其独特的角色。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整肃后,人人为近敌,谁也不敢说真话了,更别提对学生的解惑了,有也是党文化的那一套了。

中共治下的社会本来就是不正常的社会,社会问题百出,困惑更多,试想,被中共引诱去举报自己的教授的学生,其内心必受良知的遣责而不安却得不到解脱,若连不安的心都没有,是否还算个真正的人呢?

如果拥有知识的人没有健康的心智(道德良知),还不如没有知识但凭良心行事的人。因为中共教育本来就是毁人不倦的。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共的教育目的,外国(以德国为例)政府及党派和学校的关系,不难得到答案。

中共的教育目的,就是洗脑控制青年,把你培养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以便中共可以控制,按党的要求做事的人,而不是要你去辩明善恶,承担道义责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不是一流的人才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是聪明,“利己”就是所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管公平道义,“忠诚”地配合中共体制,善于表演,成为权力的附庸,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在其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统计,从一九零一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286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

特别是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的人几乎全部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美国总统布希到清华大学演讲,其间有同学问他的宗教信仰。他说,美国有95%的人都有宗教信仰。

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宗教”抱有极度的虔诚。他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

中共与德国对学校的控制对比

教育经费虽由政府拨付,但经费是纳税人的钱,不是不种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的。所以政治不能干预学校事务,这是西方乃至民国时期的作法。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中共领导一切,包揽一切,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开设政治课,对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的学生天天灌输中共邪恶学说。尚未步入社会即被诱导加入党团组织。

再看德国的情况

我们看看德国的情况,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7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将突破200。

德国大学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诺贝尔奖摇篮,那么,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德国,看到城市中心最豪华的建筑。你不用问,那是大学而不是政府大楼。如果有人看到最漂亮的图书馆,你也不用问,那是大学图书馆。

作为出资人的政府在公立大学里却一点地位都没有,它不能决定或者影响大学内部的任何事情,包括校长和其他高级管理者的任免。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由教授自己选拔,政府无权干涉,更不可能阻止自己不喜欢的人当选。他们想做什么课题研究,不需要事先报批,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在这里,大学是真正的“教授学生联合”。党派根本不可能决定人事任免,更不可能左右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科研课题。

各个党派在大学没有任何常设组织,也没有校长兼书记或校长、书记各管一摊的现象。校长就是堂堂正正的校长,党派休想把手伸进大学。教授和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支援或反对某个党派,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信仰本是个人的事情,至于为数不多的私立大学,政府和党派更无法插手。他们要进入大学进行宣传,想都别想。

文革时学生打死教师校长

中共把传统道德的教育毁了,宣扬仇恨,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毫无善可言,给学生和老百姓灌输狼奶,把人教成野兽,仇恨种子生根发芽,以推动血腥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49年到66年,完完全全地用中共狼奶浇灌的一代已经长成,该看看成效如何了,文革也是中共狼奶教育成效的大检阅。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许多教师,校长,校工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文革中被打死的教师和其他人不计其数。以下举少数例子:

以中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当然走在前面,该校副校长和教导主任——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被批斗被打。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教员。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划清界限、殴打、自杀。

在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一名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运动。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被剪掉了半边。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埋葬她的尸体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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