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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霸命运悲凉 刀下留人岂能如愿?

沈元在北大读书时,就被誉为天才学者。(网络图片)

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

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着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

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分,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到: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

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着《〈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49年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斑,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史达林问题。国际上对史达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史达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史达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史达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史达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史达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导”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资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文章有删节)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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