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第二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回到故乡韶山，在11天的秘密状态下做了哪些事情呢？根据马双有在《毛泽东最后回韶山为何要保密？》一文中的分析，后来的批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一张大字报、将刘邓逐渐逐出历史舞台等等事件，都与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的思考有一定关系。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毛泽东在滴水洞至少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发了一封信，代表了毛泽东最初发动文革的设想，但其中也有些令人费解之处。
韶山滴水洞
文中称，毛泽东第一次回故乡韶山，由“大警卫员”罗瑞卿、湖南的父母官周小舟陪同，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做到了国人皆知。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第二次回韶山，住进了湖南省委专门为他修建的韶山滴水洞一号楼。这里距韶山故居4公里，风景幽美，远离尘嚣，被他称之为“西方的一个山洞”，一连住了11天。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下发一月有余，由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毛泽东这次回韶山，据说一是休息，二是读书，现在看来，按照毛泽东说的，当时一大批混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篡党夺权，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怎么会到这儿“休息”呢？要说读书，在北京就不能读书吗？作者认为，“思考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毛主席来滴水洞的真正用意和关键目的。
毛泽东这次秘密回韶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身旁无一个高干陪同。他任何人都不见，没有去祭扫父母的坟墓，没有去探望生他养他的故居，更没宴请老乡。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的女儿，当时在滴水洞旁耙柴时，忽然看见了坐在轿车里的毛泽东正用手拉开车帘，回家后就高兴地与家人讲起了这件事。谁知当晚就有领导找到毛继生，说主席并没有回韶山，乱讲是要负政治责任的。这样，毛泽东回韶山的消息才没有传开。一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家乡的人们才知道，毛泽东确实在滴水洞住过一段时间。
毛泽东这次回韶山，警卫布置得十分严格，不准任何车辆和行人从滴水洞经过。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走出过滴水洞。有几次，他试图到滴水洞外散步，都被工作人员婉言劝阻了；而他本人也不让知情的省委在报纸电台发消息。
据作者推测，首先，毛泽东这一次回韶山，心情并不轻松。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战车刚刚启动，自己修改和批发的“五一六通知”刚刚出台，目的就是要发动全国各地的群众和造反派，揪出并打倒一大批“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刚刚揪出，下一个目标就是不听话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如何联络和操纵林彪、江青等人，整倒盘根错节、权高位重的刘邓，确实要费一番心机，抓一些火候。刘邓正在北京心绪不宁地领导文革，派出工作组掌控大专院校的混乱局势；江青、陈伯达不断将北京的机密消息传到这里；毛泽东正在暗中寻找突破刘邓的最佳时机。精神的高度紧张，阅读和思考机器的高速运转，使他无暇会见老乡，也无心思和老乡谈话。这可能是这次回韶山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的主要原因。
文中说，毛泽东上一次回韶山，祭拜父母，鞠躬祠堂，周立波在散文《韶山的节日》中详尽描写后，却被江青、张春桥认为这是“丑化领袖”，是“反党大毒草”，闹得沸沸扬扬。毛泽东发动文革正要利用江、张二人，如果来到韶山村里，老乡们问其此事，毛泽东该如何回答？这可能是毛泽东回韶山秘而不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还可能有一个原因，上次跟随毛泽东回韶山的几位高干都被打倒了：罗瑞卿自杀未遂，周小舟于当年12月26日自杀身亡，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也被打倒了。彭、黄、周都是因为反对大跃进、反对食堂化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吃尽大跃进和食堂化苦头的民众，问起彭黄周的问题，再问起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该如何答复？这可能是导致毛泽东不愿公开见韶山老乡的另一个原因。
文中认为，毛泽东在韶山11天，后来的批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一张大字报、将刘邓逐渐逐出历史舞台等等事件，不一定全是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但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毛泽东在滴水洞至少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发了一封信，代表了毛泽东最初发动文革的设想。
一首诗便是《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池。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作者认为，这首诗格律不甚严谨，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主题：希望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像“青松”一样向走资派发起攻击，将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黑线人物这些“败叶”统统扫进“碧水池”；希望文革的“风雷”震惊世界，随之出现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从“凭栏静听”、“有所思”的字眼上，人们判定这首诗很可能是在韶山滴水洞写的。
给江青的一封信是7月8日写的，此时毛泽东在武汉，已经离开滴水洞10天，但也可以说是在滴水洞酝酿成稿的。信中这样说：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封信很长，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的重视和信任。作者推测江青很可能受命将此信秘藏起来，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这封信才被附在“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后面，向世人说明：毛泽东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林彪的做法表示怀疑，表示不满、不认可和不信任。
作者提出，既然早在1966年文革之初就发现林彪有问题，为什么在马上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将排名第二的刘少奇拉下马来，而将排名靠后的林彪排到第二名接班人的位置？为什么从此以后林彪的名望和地位不断蹿红，到九大时权力达到顶峰，成为写进党章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可靠的接班人”？文中提出，在怀疑和不信任的前提下，居然将其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宝座，是一个历史之谜。
此外，毛泽东在信中主要是针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发出感慨。这个讲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政变经”，一个是“天才论”。信中毛对“政变经”感到“不安”，对林彪对自己的吹捧感到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违心地同意了；而对“天才论”却没有提出批评，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才以“天才论”为把柄揪出支持林彪的陈伯达，后又将“天才论”作为“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
作者认为，毛泽东最后一次回韶山少为人知，而遮掩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因更令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