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到中共十九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落后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取得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阶层分化和社会冲突越来越明显。这个本来是可以通过同时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在80年代末嘎然而止。
虽然社会不公、社会冲突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随着经济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化，市场规律越来越发挥作用。经济增长使国家富裕。
执政党解决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的问题，也是通过经济发展积累的财富来解决的：超出国防经费的资金被用于社会稳定。社会矛盾的解决没有配套的政治制度，于是政府，特别是急于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往往是采取粗暴的简单的手段来处理：武装警察甚至军队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用于社会维稳的派生性的人员越来越庞大。为了监视一个出名的异议人士，可能会动用上百人的资源。
十九大后，经济发展的速度趋缓。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渐渐丧失。经济发展的蛋糕已经足够大，如何切蛋糕，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冲突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何解决社会冲突，成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如何解决社会不公、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和阶层矛盾，关系到执政党的政权稳定，甚至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而如何解决基层的社会冲突，代替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也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
处理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将从简单粗暴地动用军警进行强力镇压的对抗方式，转变为冲突双方的对话方式。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重新启动，相关的政府、立法、司法必须进行必不可少的改变，才能为冲突双方的解决方式从对抗到对话做好准备。
反腐要获得制度性的保障。除了独立的监察机构外，官员财产的公布是根本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司法要在政府和民众的冲突中保持完全的独立。立法民意代表要真正从民众中产生，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把一些矛盾和冲突在议会中提前解决，或给政府提出解决方案，监督政府的施政。这些都必须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可以实现。
民间缺少代言人。一旦发生冲突就会激化矛盾。如果司法独立，维权律师参与，通过独立的司法解决部分冲突问题，把可能激化的矛盾在司法程序解决或者缓和。
因为冲突，特别是恶性冲突主要发生在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因此地方性的政治改革可以优先开始。政府的一些功能性部门，比如信访等部门，要变成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甚至要超经济职能部门。解决社会冲突需要政府和民众双方都出现有智慧和能力，也有民意基础的人。而来自双方的人，应该成为将来的地方官员和民意代表，以及成为执政党的未来梯队。
面对如此的大变局，执政党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做法：司法不独立，失去了司法解决矛盾的重要手段。法院应该不受政府和执政党的影响，所以案件只要交案件受理费，都应该立案，并进行审判；打压维权律师，民众失去法律顾问和代理；消除民间健康力量：把有独立见解的人都打压成异议人士；党内民主弱化，各级政府都是执政党一把手的一言堂，从中央到地方，不准“非议”打压了党内民主。
重新恢复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媒体舆论独立，监督政府施政；司法独立，通过诉讼解决大部分经济利益冲突；培养民众代言人，建立对话渠道。从社会矛盾的解决中发现和培养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从地方上开始启动，才能够应对中国出现的大变局，从根本上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冲突和动荡，这才是长期有效的社会稳定的执政方略。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