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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民遇水:英雄捐身 恶徒收成

————革命党的悲歌

徐锡麟死后,革命派报纸们报道了很多他被俘后与主审之间悲怆而动人对话,但这些报道可靠性不高,故本文不予采信。而他留下的自供状中称还要杀良弼、端方、铁良等一众维新派满人重臣,则深深地震动了朝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之捐身的"救国"理想,是在伤害着什么?而真正受益的,究竟又是些什么人?而满洲最后的英雄良弼,在恩铭死后仍坚持录用革命党,终丧生于革命党的爆弹。

当二十世纪翻开,陈旧的中华帝国在蒸汽机的轰鸣中错乱:华北原野野上防风林被成片成片地砍去,腾出土地来种植粮食,这反倒加剧了干旱、贫困和黄河的喜怒无常。长江上往来的扁舟渐少,纤歌和脚夫号子,在火轮汽笛声中与两岸猿声俱没。岭南家族间年复一年的血腥械斗,化作世代仇恨非百年不得消解。在苗寨、雪域、塔里木河畔和朔方大草原上,大清皇帝的身影一年年变得矮小,以至于要被遗忘。沿着木屐撒出的声响,可以望见和服身影摇曳在满洲的沃野和山岗上,这音符很难让人联想起柔美动人的樱花,因为铁路两旁驻扎了数万大盖帽和来福枪的东洋兵。这远非一派田园诗篇般的静溢帝国,山坡上优美的梯田,不是要向世人倾吐桃花源式的与世无争,是在发出资源即将耗尽的警告。

革命似乎是孕育在通商口岸,但若将这一百多年来的多次革命串联起来,当作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看待的话,那这革命幽灵的真正来路,乃在大陆深处而非沿海。

这片大陆已经沉睡了两千多年,每一代的儒家伦理观察家们,都要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哀叹。他们相信在古代曾经存在过一个道德清明的世道,然后一朝不如一朝,不知是出于因逻辑匮乏而生矫情,还是果有其事?从中国的文学和历史著作长河中,会发现这片土地上的精神和情感,在总体上呈现出缓慢退化的趋势:单纯的爱恨和磊落风骨,让位于锱铢之计与你知我知的秘密交易,尤其到了明、清两代,阴寒之气越发彻入骨髓。近代的汉族文人喜欢将其归咎于蒙古和满洲的入侵,这似乎经不起一个反问:若汉人果能保全着传说中祖先们的慷慨气度和忧患情怀,那么蒙、满是否还能侵入并统治中国?

在单一文化秩序中,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说教,世道如果不因此而萎靡病态,那一定不是人类在生活!而越来越拥挤的人口使生存需要付出更加繁重的劳作,随着时间推移,道德说辞越发象是卑鄙勾当稀薄的遮羞布。

大清拥有四百兆黎庶,稳定而广袤的疆土,令它先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王朝秩序和2000多年前的秦汉相比,只存在某些细节的差异。以至于相当多的历史学家认为,导致革命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现,带给中国全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情感和新的危机。但我们仍需要考察下列两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将这一连串革命中西方的身影还原到它应有的形状。

在西方还未"到来"之前,清季最富才华的两部文学作品《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表现出对两千年传统秩序和上古传说深深的怀疑和冷漠。

随着双季稻和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中国人口在明清时期暴涨,这里拥挤着全球最勤劳的那三分之一人口。据民国时期一份不十分准确的农业普查报告:中国农业的平均亩产量高达380公斤/亩,竟然与美国相当,居于世界前列,是同样使用传统筋肉技艺耕作法的印度之三倍。按当时全国耕地总面积14亿亩来估计,那么,如果全体中国人都保持在一种游走于饿死边缘的饥馑状态,凭借农民们勤劳和隐忍,依靠传统农业,这片土地至少可以塞下20亿人!

当然实际情况根本不可能如此,除非有人建立起一个密不透风的绝对专制世道,使所有人满足于一辈子饥馑而不敢造反。

有了双季稻和美洲作物,旧秩序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在4.3亿上下,当清朝的人口两次来到这一红线附近时,一次爆发了太平天国叛乱,另一次引发了辛亥革命。中国急需新的文化元素为自己带来道德和情感的活力,更需要新的秩序来解决人口压力所酝酿的恐怖社会危机,西方人来得正得其时。

(在一个时代的悲剧里,恩铭与徐锡麟双英陨落)

大清的最后十年,是为莎翁和史迁准备的时代,但这时代并未等来自己的史迁和莎翁。在这个时代里,对上古贤明世道无病呻吟式的哀叹,让位于对生气勃勃的"少年中国"之憧憬,人们目光从茫然无助的回眸调转向前,这是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而使那风度翩翩、活力四射的少年姗姗来迟的罪魁祸首,是对他关闭大门的满洲朝廷,驱逐满人既是建立少年中国之必须,更是捷径。风靡日本的种族主义论调告诉清国留学生们,满人只是一些野蛮下贱的部落种,藉着内乱窃数千年文物大国并奴役之,中国的腐败、愚昧、自私等等一切乱象,都要由满种的统治来承担全部责任。

满洲皇帝已经从一个站在文明巅峰的宇宙统治者,沦为一个"半殖民地"里尴尬的绊脚石。排满论调远远超出了过去"光复故国文物"的范畴,它还是使中国在新世界获得立足之地的基本前提。满人的统治除了加剧中国人的"放纵卑劣"外别无任何意义,而"放纵卑劣"的种族除了被淘汰别无出路。

1906年,于库里·恩铭升任安徽巡抚,他并无显赫家世,不过一介书生,从知县做起一步步升上封疆大吏之位时。回顾他的一生可谓勤勤勉勉,清廉中正,识大体而不拘小节,无愧"满洲翘楚"这一荣誉。当"预备立宪"风声刮起,恩铭大为兴奋,他时年六十又二,已经积累了足够经验来应对旧式官场上的羁绊。此番到安徽他要大展拳脚,人生留给他的十年之期已经不多了。赴任前,恩铭收到恩师俞廉三的一封信,向他推荐自己的侄子徐锡麟。这徐锡麟原本是算术教员,办过师范学堂,授过体育专科,本想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但因高度近视未能通过体检。如今刚刚捐了道员,正欲为新政出力。

33岁的富家子、光复会会员徐锡麟,是与陶成章、秋瑾齐名的排满主义者。同志陶成章评价他说:"好与人忤,而性慈爱人。"他们对革命后建立一个帝国或共和国丝毫不感兴趣,只求排满,"以革命者之血,灌溉革命之花实"。动听的救国口号召唤着他们去行动,以短铳、爆弹除掉满人中的精英,剩下一群昏庸、贪婪而顽固的满人继续把持朝政,让满人江山更快地被这些人葬送掉。

恩铭一上任,马上着手新政,他认为新政之要在于教育,教育的目标不是要为官僚机构提供储备干部,而是要开启民智。因此需要从推广小学做起,使平民的子弟能够接受新式教育。他邀请了一众维新派前来安徽办学,包括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并规定省府每年至少拨划4万2千两白银,用于教育事业。恩铭给安徽带来了一片新气象,如林的小学校被建立起来,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解决了平民子弟们入学的后顾之忧。徐锡麟先被恩铭启用办陆军小学堂,尽管风传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丝毫不以为意,他既坚信用人不疑,又深深赏识徐锡麟的才干。而且,他非常讨厌打小报告的人,谁打小报告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影响自己升迁,于是那些怀疑徐锡麟是革命党的人也不敢再多说了。不久,恩铭决心用西式法律体制取代旧的公堂,立即提拔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和巡警学校总办,徐则乘机在巡警学校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次年2月,徐锡麟与秋瑾密谋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起义。恩铭并非昏庸之徒,徐的底细他已摸出十之八九,他曾当面对徐锡麟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需小心。"徐答:"唯大帅知我!"徐和秋瑾的密谋很快败露,一名革命党被清廷抓获,供出了起义者们的名单。恩铭的顶头上司,两江总督端方将革命党即将起事的消息电告之,并附有革命党名单。恩铭遂招来徐锡麟,以总督电文示之。若问恩铭何以如此信任徐锡麟?有说他惜才,有说他想用私德和交情打动对方,还有人说恩铭根本没料到过这一层。当时极少数满洲精英们以为,消解排满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心置腹地重用那些有排满主张的汉人才俊,仅极少数堪称英雄敢于明知对方是革命党仍器而重之,譬如首位剪辫子的满洲贵胄良弼,他非常热衷于提拔革命党并将他们收录在身边重用。须知,这种事可是连袁世凯都非常忌讳的行径。

徐锡麟见电文上赫然有自己的别号"光汉子",决定提前发动起义。1907年7月6日,安庆巡警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恩铭率巡抚衙门全体高官前来观操。上午九时,一众毕业生在安庆巡警学校礼堂内坐定,恩铭等几名要员端坐主席台,徐锡麟身着警服,腰胯佩刀,捧毕业生名册上前,对恩帅行劈刀礼后,将名册呈上:"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徐锡麟的左膀右臂,陈伯平左,马宗汉右)

另一名光复会员,巡警学校教习陈伯平闻声扔上来一颗炸弹,却没有爆炸。徐锡麟遂从靴筒中拔出两支手枪:"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为大帅拿到。"接着对恩铭连续开枪,恩铭身中七弹却未中要害,均打在四肢等不致命处(也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子弹打飞了)。后来冯自由解释说:徐锡麟是深度近视,因此未能当场击毙恩铭。但徐锡麟连电报上自己的名字都看得见,若非心有所动,闭着眼睛都能将眼前这个大肉靶打成筛子。

徐锡麟子弹打完便跑进房间里装弹,手下人连忙背起恩铭逃走,陈伯平追上来从背后补了两枪击中心脏要害,恩铭回府后救治不及陨命。等徐锡麟装好弹回来,只见大部分要员都逃了,只有布政司(仅次于巡抚的一省要员)冯煦吓傻了坐在原地不动,徐锡麟退了他一把:"冯大人快走,不干你事。"冯煦如梦初醒连忙逃了。

礼堂下面的学生乱作一团,徐锡麟大呼:"大帅被人所刺,尔等速捉拿奸细,从我革命。"(晕菜,这是什么逻辑,可见学生们根本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革命党只有他、陈伯平、马宗汉三人,率领一群晕头转向的学生冲出礼堂,见礼堂外有些看热闹的小学生们还在围观,便问一个小孩:"军械库如何走?"小孩带他们抄小路来到军械库,军械库值守早带着钥匙跑了。那小孩还想继续跟着他们看热闹,他们说:"这里要革命,你赶紧回家躲起来。"因为没有钥匙,几十个学生撞开大门,只在大厅里找些枪和不合膛的子弹,以及缺少部件的大炮。其余库房一应打不开。

接下来的细节我们不再赘述,军械库很快被清军包围,想象中的援军迟迟未来。清军不知道里头底细,担心对方有重火力,不愿发起猛攻,双方有零星交火。况且军官们也都和徐锡麟熟识,有一队甚至被徐锡麟劝退了,而且很可能想故意拖延时间放他们逃跑。四小时后,眼见必败无疑的陈伯平建议炸了军械库与清军玉石俱焚。徐锡麟认为此乃"与安庆百姓玉石俱焚也"。于是陈伯平饮弹自尽。徐锡麟命马宗汉率领学生们翻墙逃走,马宗汉为了掩护学生们逃跑,也担心殃及路人,翻出来后主动大声鼓噪,只身找清军投降去了。

留在军械库里的徐锡麟很快被俘,次日被处死,恩铭的夫人要求将徐剖心掏肝,给恩铭的亲兵们分了吃。冯煦念徐锡麟活命之恩,不忍他受酷刑,私命刽子手击碎徐的睾丸,先将他疼死再行刑。

(徐锡麟自供状)

马宗汉则一直紧咬牙关不肯招认,50多天后也被处死了。

至于学生们,被抓住的都被冯煦放了,没被抓住的不再追问此事。

徐锡麟死后,革命派报纸们报道了很多他被俘后与主审之间悲怆而动人对话,但这些报道可靠性不高,故本文不予采信。而他留下的自供状中称还要杀良弼、端方、铁良等一众维新派满人重臣,则深深地震动了朝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之捐身的"救国"理想,是在伤害着什么?而真正受益的,究竟又是些什么人?而满洲最后的英雄良弼,在恩铭死后仍坚持录用革命党,终丧生于革命党的爆弹。

辛亥革命后,光复会刺客徐、陈、马三人迁葬杭州,称"三烈士"墓。1964年迁鸡笼山,葬于孔庙内,文革期间随孔庙一同被捣为齑粉,碑石无存。1981年,重拾"三烈士"遗骨,迁葬风篁岭南天竺寺。

徐锡麟与恩铭,这两位本当是为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并肩奋斗的同仁,却因生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和一番悲剧的思想,无端相杀。在他们死后,双方阵营中袁世凯和孙文一类的人们,越发地得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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