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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回忆大跃进:已动摇部队军心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在军队干部中,也有对大跃进的抱怨,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

中共元老李锐晚年留影

初步鸣放后,对1958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

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

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

对公社化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

4.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

关于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认为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不少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提过工资制改为供给制等。也有人认为上下都应负责,风由上面刮起,到下面就越刮越大了。关于公社生产方针,认为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环节,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应该取消,应增加社员收人。都认为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粮财;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能要。

在5月间讨论经济形势时,天津市各区党员干部对1958年大跃进有以下种种看法,部分人抱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1)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是冒进了”。(2)工业跃进了,农业没有跃进。(3)政治跃进了,经济没有跃进。经济损失很大,集中表现在炼钢上。大炼钢铁有四大害处:一、影响秋收;二、影响整个工业生产;三、炼出的铁不能用;四、国家赔了23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张。(4)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5)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农村的现实条件。”“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等等。

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自由议论学习中,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看,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因为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应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进口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响不好。“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40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10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汇报材料中说,这些人“政治上一贯落后”、“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上述少数部队中下层干部谈的,当然主要是当时农村情况的反映。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于1959年7月4日到无为检查工作,他是本地人,战争时期长期在这个地方工作,因此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感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9日,他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三条“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当晚就要县委书记予以贯彻。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就“一风吹散”了,并对少数“雷打不散”的也下令统统解散。张还责令县委调查公社化前后有关劳动力、生产资料、房屋、干部作风和发病率等情况的变化。这是会议后期大批右倾时,有名的“张恺帆事件”。

6月间,国务院所属工业、农业、财经、文教十几个部委的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统战部作了一个综合反映: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有的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有的甚至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不少人对去年粮食增产仍有怀疑,“粮食增产每年绝不可能超过50%”。不少工程师说:“炼钢损失了23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去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这叫做一面建设,一面破坏。”“给钢让路这个提法不恰当,不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文化部有人说:“去年大跃进,可说是人民力量大检阅,是人民对党的信赖,但党也不能滥用这种威信。”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一机部一位人大代表说:“我在思想上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对待运动。我很怕运动。对有些意见,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忧心忡忡,持有批评性的看法。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7月4日,毛主席批发了“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如山西(前进》第6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指出大跃进中,某些社会分工被打乱了,某些地区与部门协作关系中断了。当前问题是,对重点建设的要求偏高偏急,基本建设的铺点过多过宽,而有关生产和生活的轻工业和某些次要的原材料工业,则照顾偏轻偏少。有的行业为保重点,被迫转业,如陶瓷业改成耐火材料厂,许多铁器手工业集中成冶炼企业。社论认为目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决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估计过高,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在相当长时期内,它们在生活与生产两方面,仍是现代化工业的必要补充。社论还批评了在厂矿企业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视察武钢时提出的),似乎大跃进要求社会分工越粗越好。有些厂矿不管条件允许与否,盲目发展“卫星厂”,提出“万事不求人”的口号。又如北京《前线》连续发表社论,号召注意综合平衡,不但在全国、全市应该抓紧,而且在一个厂矿企业,一个县区、公社内部,也应加注意。从而批评了在计算产品和产值中的不正常现象。在某些企业中,为了追求产值数字,甚至不惜大量投料,生产不急需产品或不能配套的半成品,浪费了材料,积压了资金。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产品计划却没有完成。这样做是本末倒置,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为当前工业生产中主要矛盾之一。

从上述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和党外人士,尤其是技术人员,以他们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乃至总路线,提出了根本怀疑和否定性看法,也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各省市领导也或多或少地正在从思想认识上扭转过头的东西。连柯庆施也带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摘自《庐山会议实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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