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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心武:优惠台湾人搞穷台湾地的“惠台政策”

无论如何,在这些思潮下,绕过台湾统治阶级,直接对“让利台湾人民”,让台湾人“人心回归”,就成为对台政策的新思维。除了以上的思潮梳理之外,毛泽东时期的口号“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被重新挖出来。

优惠台湾人搞穷台湾地的“惠台政策”(图:公有领域)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前,2月28日,中国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出招惠台政策31条,其中12项项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19项涉及逐步为台湾人提供与大陆人的同等待遇。总之就是要把台湾人“国民化”。在中国的宣传中,这是给“台湾同胞”让利,让台湾人分享大陆市场与“经济发展的成果”。

跳回20多年前,中国为了招揽台商,给台商各种优惠政策,堪称超国民待遇。现在用“国民待遇”就可以令台湾人趋之若鹜。变化之大,不得不让人唏嘘。

当然,有的人认为这些是“假的优惠”,反而是“从超国民待遇倒退到国民待遇”,也小瞧了中国与台湾大众的智慧。31条中给台商开放的是以往“超国民待遇”时期没有开放的产业项目,对个人开放部分更是前所未见。总之,这些优惠确实对台湾人很有吸引力,这也是北京要绕过中华民国政府,直接争取台湾民意的新措施。

中国新思路缘起是这样的

历史上中国的中央王朝,对“叛离”的地区无非两招:“剿”与“抚”。前者就是武力进攻,不需多解释。后者就是怀柔招抚。以前中国没有“人民”的观念,所谓招抚的对象都是对方阵营的首领或上层人士,或是给予金钱收买,或是给予加官进爵的许诺。《水浒传》中宋江、晚明时期的郑芝龙等都是这种被“抚”政策收买的代表。

到了20世纪,中共上台继续强调“统一战线”,其实质也是这种“抚”的延续。统一战线的要旨,是笼络对方阵营的上层人士,给予名誉、官职、或金钱,通过策反与拉拢上层人士而达到管治的目的。在进攻西藏的时候,中国先是拉拢了十世班禅喇嘛,又扶植俘虏过来的噶伦兼昌都总管的阿沛阿旺晋美,最后签订十七条协议。

“解放”西藏初期,又通过达赖喇嘛等实现对西藏的管治。对“收回”香港也是同一套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政策,首先就是通过对效忠的上层港人精英形成“代理人阶层”,对香港实现间接统治。这种对上层港人精英的拉拢,就是新时代下的“抚”。

中国对台湾也多年沿用同一政策。叶剑英提出“叶九条”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保证当时台湾上层(即国民党)的利益。比如“两党可以对等谈判”、“统一后的台湾可保留军队,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特别自治权”、“台湾政界领袖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参与国家管理”。这时的思路仍然是“抚”的一套。此后,无论是李登煇、陈水扁、还是马英九当政,中国的谈判(与拉拢)对象都是台湾的统治阶层。

但这种通过上层精英代理人的“主抚”政策,在21世纪之后的中国学界、政圈、以及大众中越来越受质疑。很多人认为,这样通过拉拢上层的代理人管治,即无法得到当地人的人心,又无法真正把这些地区“整合”到中国之内,反而给“中间人”从中取利的机会,中央则“两头不是人”。

很大程度上,这种思潮的涌现与香港“一国两制”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有关。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最后迫使特首董建华辞职。这对中国对港工作的官员打击甚大,于是有组建“第二支管治队伍”,亲身上阵的计划,后来就发展为“西环治港”。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思潮同样在民间盛行。由于新闻封锁以及片面报导之故,中国很多人对民主派“反对一国”非常不理解;2009年香港兴起的本土派“蝗虫论”后,大部分中国人对“反中”的香港人更深恶痛绝。于是认为绕过香港上层,直接面向香港民众才是正道。

让台湾人“人心回归”成为对台政策新思维

西藏“经验”也屡屡被重提,尽管西藏与香港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反对“代理人制度”的人认为,中国在1951年与西藏签订十七条协议,“藏人治藏”,正是1959年“西藏叛乱”的主因。中国理应一开始,就直接“解放西藏农奴”,摧毁藏人的上层阶级。

这种思潮的涌现也和毛派的回归有关。在毛派分子看来,“主抚”的“代理人”政策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是抛弃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错误政策。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西藏十七条就是毛泽东主导的产物。

无论如何,在这些思潮下,绕过台湾统治阶级,直接对“让利台湾人民”,让台湾人“人心回归”,就成为对台政策的新思维。除了以上的思潮梳理之外,毛泽东时期的口号“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被重新挖出来。

这些思潮涌现与壮大的时期,正是马英九当政八年。马英九与中国关系很好,两岸关系稳步紧密,中国没理由明面上绕过马英九直接面向台湾民众。但中国也同时加紧直接拉拢台湾人心。

第一:在台湾收买媒体与豢养亲共组织,从中国时报被收购后变红、周泓旭共谍案、“白狼”返台充当打手等事件,都可以看到这种操作的模式,这里不多讨论。

第二:就是加紧与台湾“挂钩化”。敝文《蔡英文的脱钩化思路》曾讨论到,在中国经济力越来越强大之后,利用“挂钩”后的经济关系影响政策是成为中国战略胁迫的重要方法。

2014年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有双向的两个目的。一方面,中国企业进入台湾,通过忠于中国的企业单位影响台湾的经济、政治与舆论。另一方面,大批台湾人进入中国后,商人与企业家依赖中国的市场,更多的普通台湾人则依赖中国的就业与创业机会,可以预期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以后都会成为中国的支持者。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中止了服贸协议。虽然当时的关注点只放在“中国企业进入台湾”这第一个层面上,但事实上也同时封杀了第二个层面的图谋。

在马英九时代,中国不太好“拉下脸面”。但蔡英文上台以来,对九二共识不松口,令中国有了绕过中华民国政府,直接“招安”台湾人的理由。这次的惠台政策,其实可以视为变相地单方面实施服贸协议,不在乎台湾是否对等地开放,只在乎能否把台湾人拉到中国。

留住资金与人才才能振兴本土经济

这种“惠台”政策,实质上“优惠台湾人,搞穷台湾地”,也就是“穷台”。现在与十几二十年前不同,台湾已经过了那个产业升级、资金过剩,需要向外转移产业的时期(那时在中国投资对商人是好事,中华民国政府也鼓励商人“走出去”)。但用现在“反全球化”的思维看,现在面对经济空心化危机的台湾,把资金与人才留在本土,才能振兴本土经济。

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增长,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正如习近平最近说的,人才是第一资源,中国本来就在打一场争夺资金与人才的大战。所以,所谓中国虽然口口声声说是“让利台湾人”,实际上对自己也不无裨益。只是对国家来说,这种争夺战基本上是零和游戏。

放在国际关系上,这种没有谈判与沟通就单方面的“优惠”措施是很罕见的。它不符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准则,不尊重他国政府,对外国人单方面开放就业市场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这是赤裸裸地争夺他国的资金与人才。但这在中国看来,反而都没有问题,因为在中国看来,两岸关系从来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再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惠台”政策给予台湾人“国民待遇”,是要制造中国管辖台湾人的“现状”。在国内层面,它与中国近年来单方面对台湾人实施“司法管辖权”(如从外国电信诈骗案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李明哲入罪中引用其在台湾的言论等),发行身份证大小的台胞证等措施一道,逐步实现单方面对台湾人“国民化”。

更在国际层面上,与民间的迫令外国民间公司把台湾修改为“中国的一省”的“猎巫”,及官方上迫使部分台湾驻外国商务处除去“中华民国”字样等行动相呼应。总之,它是潜移默化地推进兼并台湾工程的一部分。

对中国这种行为,中华民国政府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里暂不讨论。但对普通台湾人来说,首先需要认清事情的本质与后果,多加思考。中国最近的修宪“习帝永续”大概是最好的警钟。

已经拥有民主的台湾人,是否能重回独裁?已经拥有自由的台湾人,是否能重回专制?已经习惯自决的台湾人,是否能重新被别人主宰命运?不错,中国能给你带来眼前的利益,但这种眼前利益的代价,是要你以后永远生活在倒退的社会中,你是否愿意?即便你愿意,你又是否愿意自己的后代也永远如是?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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