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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荣钦:不必承担隔代接班恶果的邓小平

在邓小平亲自挑选具自由派倾向的胡耀邦与赵紫阳下台后,保守派在旁虎视眈眈,最后江泽民成为双方的公约数,江泽民虽然得到陈云等大老的支持,但是如汪道涵所言,邓小平之所以选择江泽民,不过是因为他的绩效优异,未必对江泽民有何厚爱。为了确保自己的改革路线不致遭受颠覆,邓小平制在中共领导人继承制度再加上一条规则:隔代指定接班人。

享受过权力的人,很少能够忍受失去权力的落寞

1975年5月5日的《纽约客》刊登了一幅Charles Addams的漫画,一名父亲和儿子在公园漫步,经过一个雕像,雕像并非什么伟人,而是一群普通人物站在一起,父亲对儿子说:“儿子,记住,世上并无伟人,只有伟大的委员会。”

当时美国败战越南自西贡撤军,北越统一了南越;苏联元首布里兹涅夫对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的控制日严,赫鲁雪夫的修正路线已经完全改回史达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索忍尼辛不久前才被逮捕驱逐出境;毛泽东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与中央军委会主席,文革尚未结束,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权力斗争仍在继续。《纽约客》藉由Charles Addams的漫画,不仅赞扬委员会的伟大,更意在贬抑独裁必败,但事实上当时独裁无论是在国家数目或是统治人数,都远远超过民主。

邓习用相反的方式回应毛泽东遗产

邓小平上台后,毛泽东的独裁经验成为他启示的泉源,虽然在四项基本原则中,邓小平重申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在中共高层的权力运作上,毛泽东以反面教材的方式成为邓小平改革的动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习近平,尽管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遭受残酷的迫害,但是习近平提到毛泽东时,多将之视为正面学习的典范。两人面对类似的政治遗产,却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回应,面对毛泽东留下满目疮痍的官僚体系与狂热意识形态退却后的真空,邓小平全面修改领导人的继承制度与权力运作模式,强调务实与分权;面对江胡留下肥大贪腐的官僚体系,习近平却以更加集权的方式废除邓小平遗留的继承制度与权力运作模式。为什么同样是为了维系中共的政权与拯救败坏的官僚体系,两人的反应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毛泽东囿于指定接班人的困境,当钟摆由强势接班人刘少奇与林彪摆回弱势的华国锋时,因为权力基础不足,为邓小平取而代之,并摆脱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毛泽东束缚,以改革开放取代了毛泽东左派教条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对毛泽东个人独裁造成的大跃进与文革等错误印象深刻,因此在制度改革上强调分权与制衡,党依旧是国务院之上的领导与监督机构,但是不再由领导人一人说了算,而必须由政治局常委们共同决定,决策体系由个人独裁转向集体领导;邓小平原来想要更进一步将中委会、中纪委与中顾委三个机构彼此相互制衡,不过最后因为遭受抵制而作罢。

在领导人的选拔,邓小平也打破毛泽东意识形态挂帅的甄选体制。毛泽东在位时,接班人选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是接班人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意识形态在甄选中扮演主导的地位,也因为如此,毛泽东难以自指定接班人困境中超脱,对于像刘少奇与林彪这样试图建立自我权力基础的强势接班人,不可避免地与毛泽东的关系紧张,毛泽东认为这种紧张所造成的权力冲突,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背离,也是对毛泽东个人的背叛,更加深了指定接班人的矛盾;邓小平上位后,所面对的是一个被毛泽东打击得满目疮痍的官僚体系与摇欲坠的国家经济,邓于是大刀阔斧的将国家体制导向政治中央集权与经济地方分权,并且以国家目标等客观指标(包括经济成长与社会稳定等)评估官员的绩效与升迁,虽然忠诚依旧是官员升迁的重要考量,但是意识形态已不再扮演主导性的地位,如同Frederick Teiwes所观察到的,邓小平之后领导人的冲突,更容易被视为是公共政策路线的差异,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或是对独裁者个人的背叛。

邓小平并废除了干部终身制,提倡任期制度与退休年限,尽管邓小平是当时中国的实质领导人,但是他并不拥有如毛泽东般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力,在很多事务上仍必须参酌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意见,例如1980年前后,当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时,遭受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反对,而必须延后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

邓小平深知任何改革都必须透过官僚组织实行,他对共产党组织进行改造,先是与陈云结盟,于1981年发起“清理三种人”运动,清洗共产党内的文革一派,确保他的政策能够有效下达,削弱改革开放的阻力;并建立“第三梯队”,有系统提拔中青年干部,并因自己年轻时留法的经验,鼓励留学以及海归,最终藉由大量提拔技术官僚,改变共产党的成员组成。1982年邓小平终于成功废除干部终身制,并通过退休年龄限制。

邓小平的指定接班人同样糟糕

尽管有了毛泽东的前车之鉴,邓小平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毛泽东犯下同样指定接班人的错误,但是他本人挑选接班人的经验同样糟糕,原先指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因为八六学潮而下台,接棒的赵紫阳也因六四事件下台,软禁16年之后过世。在邓小平亲自挑选具自由派倾向的胡耀邦与赵紫阳下台后,保守派在旁虎视眈眈,最后江泽民成为双方的公约数,江泽民虽然得到陈云等大老的支持,但是如汪道涵所言,邓小平之所以选择江泽民,不过是因为他的绩效优异,未必对江泽民有何厚爱。为了确保自己的改革路线不致遭受颠覆,邓小平制在中共领导人继承制度再加上一条规则:隔代指定接班人。

邓小平不是唯一采用指定隔代接班人的独裁领袖,例如《中东心脏》的译者梁文杰补充道,2012年阿布都拉国王除了册立沙尔曼为王储,并另外设立了“副王储”,指派兄弟中最年轻的穆格林亲王担任第二继承顺位。在阿布都拉国王的设想中,自己死后,沙尔曼即位,但自己所钦定的穆格林也将自动卡位为王储。就算沙尔曼有意把王位传给别人,也只能乖乖排在穆格林之后。副王储就如同邓小平的隔代接班人,沙乌地虽然只能在血亲中指定接班人,但是阿布都拉并不希望由沙尔曼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由苏代里一脉垄断王位,因此想藉由设立副王储来打破这种局面,但是结果的发展并不如预期。

2015年阿布都拉过世后,接班的沙尔曼国王先是册立纳耶夫(Muhammad bin Nayef)为副王储,并以身份为名逼退了王储穆格林。于是副王储纳耶夫继位为王储,接着国王又立自己的儿子为副王储,然后于2017年废黜纳耶夫,令自己的儿子成为王储。与阿布都拉国王原先指定隔代接班人的构想相反,沙尔曼又将沙乌地的王位由自己的血脉父死子继。

与邓小平和阿布都拉的设想相反,指定隔代接班人并无法确保继承秩序的稳定,并保证政策路线的延续。在中国,习近平不仅违反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传统,未在十九大指定接班人,也推翻了邓小平所立下的集体领导与任期限制,修改了宪法任期的规定;在沙乌地阿拉伯,沙尔曼则以一系列的权力斗争,推翻了阿布都拉设立副王储的精神,将混合世袭制与指定制的继承制度改为实质上的世袭制。为什么中国与沙乌地阿拉伯隔代接班人的实验,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着邓小平继承制度的评价,更与习近平走向个人独裁息息相关。

让我们从为什么邓小平要推动任期制开始。对独裁者而言,任期制无疑是自废武功,不仅任期一到,就必须将权力交给下一任独裁者,而且如同民主国家的元首一样,在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可能成为“跛脚元首”,因为多数权力菁英预期现任独裁者掌权时日无多,对他的投资很难在短时间内回收,转向对即将上任的独裁者效忠,更可能获得长期回报。享受过权力的人,很少能够忍受失去权力的落寞,以及对昔日政敌追杀的提心吊胆,更不容易放下终身独裁的机会,如果毛泽东如是,为什么邓小平可以跳脱这个诱惑?

终身独裁并非不用付出代价

我们在先前讨论智利独裁者Pinochet时曾经解释,Pinochet之所以通过1980年的宪法,制定任期制,乃是藉此与权力菁英达成权力的均衡,避免权力菁英因为未来权力的不确定性而发动政变,这时宪法上规定的任期制度,其实是独裁者所散发的可信讯号,令其他权力菁英得以削弱对独裁者过河拆桥的疑虑,以促成独裁者与权力菁英的结盟。虽然在原理上一样,但是邓小平的例子要比Pinochet更复杂一些。

对于关心自己历史定位的独裁者而言,终身独裁并非毫无代价。例如采取开放程序的独裁国家,要等到终身独裁的领导人过世后,才自动开启甄选新独裁者的程序,因此前任独裁者无从确保自己的政治遗产与路线能够获得延续,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名声以及家人能够获得良好的对待。尽管毛泽东在世时不可一世,但是他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毛过世后立刻为邓小平取代,连毛泽东所采行的路线,都完全为邓小平所推翻,并遭到后人追究文革的责任。对采取指定接班人的独裁者而言,固然有毛泽东无法逃脱的指定接班人困境,但是任期制却提供给退休后仍然在世的前领导人一个机会,去培养、监督继任者是否违背自己的路线,还是摧毁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特别是如果退休后的前领导人仍拥有影响力时尤其如此。检视江泽民上台后,邓小平与江泽民的互动,有助于对于理解中共继承制度的规则与限制。

杨家将事件历历在目

在指定接班人的困境中,当接班人过于弱势,无法抵抗其他权力菁英的挑战,以致可能清算独裁者的政治遗产与否定政策路线时,前领导人可以挺身而出强化继承者的权力基础,表面上看来是稳定继承者政权的稳定,实则是出自对自身路线的维护。出身上海市的江泽民,缺乏革命经历与军队的经验,无法如毛泽东与邓小平一样享有传统与魅力等多种权力来源,这在江泽民面对具有革命与军队经验的老干部挑战时,尤其不利。

1989年邓小平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交给时任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副主席则由杨尚昆担任,杨尚昆并兼任国家主席,而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会秘书长,由于杨尚昆是邓小平路线的忠实盟友,这种安排有利于邓小平路线的延续。当邓小平退休后,杨家兄弟成为实质军权的掌握者,与总书记江泽民产生权力冲突。江泽民便以杨氏兄弟同情六四,而邓小平乃是六四事件的决策者,挑拨邓杨关系,于是邓小平藉由十四大发生了著名的杨家将事件,削弱杨家兄弟的权力,江泽民终于得以真正掌握军权,安排亲信徐才厚控制军队。

江泽民虽然努力建立自己的权威,但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保守派与自由派对他的支持,继续维持两派最大公约数的地位,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对中共无疑当头棒喝,左派以六四与苏联解体强烈质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与总理李鹏也对自由化多所疑虑,共同执行保守的经济政策。于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揭露,邓小平在珠海召开的军事会议,参加者包括两位军委会副主席杨尚昆与刘华清,以及秘书长杨白冰,刻意绕开军委会主席江泽民,邓小平并在会中表明:“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大有更换领导人的姿态,终于迫使江泽民公开表扬南巡,全心拥护改革开放。

邓小平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直到1992年南巡才使得改革开放无可逆转,可见中国庞大官僚体系的利益纠葛与复杂程度。江泽民也借着效忠邓小平的机会离间邓杨,杨家兄弟狡兔死,走狗烹,而有了上述的杨家将事件,江泽民终于将党政军权力均纳其麾下。

在藉由邓小平之手除去的杨家兄弟的威胁后,出身上海的江泽民不断扩大其权力基础,终于藉由对北京同侪的立威,确定其全国领导人的地位不可动摇。1995年江泽民以贪污罪逼迫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台,陈希同最后遭到判刑入狱直到病死。

江泽民也善用邓小平的年龄规则进行政争夺权,江泽民结合薄一波于1998年以政敌乔石已届退休的70岁为由,逼迫乔石下台,乔石则在下台前,与李瑞环、万里公开宣布邓小平以隔代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核心,并要江泽民确保当他70岁时,要在十六大移转权力给胡锦涛。

胡锦涛的出线是邓小平确保其路线会被后代遵行的另一步棋。江泽民南巡后的效忠,并无法完全消除邓小平对江泽民曾经左右逢源的疑虑,因此在南巡时藉由杨家兄弟对江泽民施压,但是随即在稍后举行的十四大对江泽民采行两手策略,一方面削弱杨家兄弟的军权,支持江泽民对改革放的坚持,另一方面则推出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公开对外界介绍他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暗示胡锦涛为下一代领导人,乔石不过是说出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的事,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新的中国继承规则。

隔代指定接班人极大化前后任独裁者冲突

或许是出自对中国恢复个人独裁的不满,当习近平破坏邓小平的继承规则时,舆论在批判习近平的同时,也对邓小平所制定的继承规则不加思索地多所赞扬。问题是如果包括隔代指定接班人在内的邓小平继承制度如此优秀,何以并未为多数独裁政权所采用?多数评论者似乎在此混淆了因果关系,认为因为习近平破坏了隔代指定的制度,所以成为个人独裁。但是另一种可能却遭到评论者忽略:会不会隔代指定正是导致习近平恢复个人独裁的因素之一呢?换句话说,隔代指定与个人独裁两者并非有你无我的替代关系,而是有你才有我的因果关系,并不是有了隔代指定接班人便不会个人独裁,恰好相反,隔代指定正是促成习近平恢复独裁的因素之一。原因十分简单:因为隔代指定接班人乃是极大化前后任独裁者冲突的继承制度。

在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则下,理论上所有奇数代(1,3,5,7…)的独裁者属于同一派系,偶数代(2,4,6,8…)独裁者属于另一派系,结果是每位独裁者的前后任均非自己派系的成员,所有的独裁者必须从另一派系的手上继承领导人的位子,再交棒给另一派系的领导人,而自己与所指定的领导人之间永远隔着另一派系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任的独裁者都交棒的心不甘情不愿,要维护自己与派系的利益及所代表的路线的唯一方式,就是设法给继任者穿小鞋,在重要职位上大量安插自己的心腹,以期能够撑到任期届满后,自己派系的继承者上任为止。正因为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同样的诱因抵制新领导人,以长期抗战的方式撑过寒冬,所以隔代指定接班人会极大化政治上的寻租行为,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美好。

执政者必须“清洗”前一派的官员与政治遗产

想象如果今天中东国家的宪法规定,什叶派和逊尼派要轮流执政,或是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台湾的民进党与国民党必须每八年轮流执政,就更能明白邓小平设计制度的问题。表面上看来,隔代轮流执政是避免派系竞争与耗费大量金钱选举的安排,但事实上每一派执政时都必须“清洗”前一派的官员与政治遗产,并设法在文官体系与独立机构中尽量安插自己派系的人选,在法律中尽量加入对自己有利的法案,以便长久抗战,结果必定是更为激烈的权力斗争,因为每个派系交替执政的机会与任期都是固定的,所以派系成员可以降低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转换派系效忠的投机份子不会受到信任,派系的结构将更形僵固,派系间的政治斗争将更加惨烈。

邓小平这个表面上看似平稳的政治安排,其实潜伏着最不安定的因子,表面上看似最节约成本的规则,反倒成为最耗费资源于寻租与建立保障(safeguards)的昂贵制度。

明白乎此,也就不会对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感到过分惊讶,2002年时江泽民曾经对同僚与外国访客谈到两人的接班过程:

“我要谈谈我如何处理领导人的过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有过好几个接班人,刘少奇、然后林彪、王洪文,最后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个好人,他后来提出两个凡事的理论⋯⋯至于邓小平,他最早属意胡耀邦,后来,他不适合,赵紫阳也不适合。而我在十三年前继承了邓小平,过去十三年(中国享有)稳定局势⋯⋯这一次,在党代表大会前,我很认真思考了这次接班,而我决定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一人留任。胡锦涛留任,其他人都卸职⋯⋯这使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世界若舞台,人人都是演员,每个人有上场、也有退场。’因此,我很乐意交棒给胡锦涛,也乐见他做得比我好。”

江泽民胡锦涛未见血的斗争

江泽民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都不只一次找错接班人,他比毛泽东与邓小平优秀的地方在于,他一次就找对接班人胡锦涛,他乐于交棒给胡锦涛,为他安排了最大的政治空间。但事实上,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而且江泽民交棒给胡锦涛后,自己仍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直到2004年,在党与政府中安插大量的江派人马,两人的政治斗争虽然并未见血,但是贯穿了整个胡锦涛的两任任期,令胡锦涛有志难伸。权力斗争中固然有相当多的个人、派系与政策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可忽略权力斗争的脉络,权力斗争不仅是这些冲突条件的总和,还受到制度的影响,邓小平所设计的隔代指定接班人,正是导致权力冲突激化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邓小平要采取一个会极大化独裁者跨代权力斗争的安排?一个为人所忽略的事实是:邓小平之所以采取这个制度,正是因为他不必遵守这个制度。继承制度对独裁者的代价在于交出权力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过虽然邓小平交棒后,并未保留任何官职,他从未丧失他的影响力。1992年邓小平发动南巡对江泽民与保守派施压时,他唯一的职称不过是一个民间的中国桥艺学会荣誉主席,但他仍拥有足够的权力以及影响力召开军事会议,扭转国家政策的方向。邓小平从未如其他独裁者一样,付出制定规则的个人成本。同样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也从未束缚邓小平,事实上他完全违背了隔代指定的原则——邓小平同时指定了江泽民与胡锦涛。

在解释了独裁者的继承规则与中共领导人的制度后,我们已经可以分析习近平的修宪,习近平修宪是这套规则下必然的结果吗?习近平修宪究竟是因为他的权力过大还是过小?中国必然走向个人独裁吗?我们将在下次的完结篇中回答这些问题。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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