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
太阳之下无新事，直道超车，早已有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比重很小。苏联政府采取了不允许市场机制，利用国家垄断地位，扭曲工资、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价格，进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用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通货膨胀、牺牲当前消费、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发展重工业。苏联的赶超取得了成功。但却同时造成工业体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曾有这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苏联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机，西伯利亚的人就可以赶到莫斯科去排队买面包，然后当天返回。在不断的赶超战略之下，苏联误判，被美国诱导进入军备竞赛的赶超之中，终于崩溃。
中国的赶超历史更加沉重。
1949年之后，原本既定的长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被快速结束，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扭曲要素价格，压制消费，使产品与要素流向重工业部门。在“百花齐放”，继而反右扩大化的“阳谋”压制了不同言论之后，1958年底，中国的赶超战略开始了令人惊惧的一跳。
在1958年，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这激怒了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反冒进”并勒令周恩来写检讨，周恩来泪洒检讨书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用工农群众运动的狂热，去推动“大跃进”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的神圣目标。几乎就在同时，“大饥荒”出现，大跃进失败。这不但导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决裂，也导致了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文革接踵而来。文革中，中国工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造不如仿，仿不如买”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作为这个路线的成果，国产万吨风庆轮成功远航欧洲返回后，被大肆宣传，20多万人上船参观，更被用来批判“洋买办”、“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与邓小平提出的买船政策。不过，邓小平则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是坐的万吨轮船。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赶超史。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从赶超战略中走出来。
放弃赶超战略之后，中国用市场化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更强调民生、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多了，消费也多了起来，随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体系。此后，仅仅20年不到，中国钢铁产量在90年代末达到世界第一，并从此一直保持，其产量比2-8位的国家的总量还要多，产能过剩反而成为头等难题。2012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3大世界造船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
在计划经济时期，赶超战略之下，即便砸掉铁锅，饿殍倒地，也未能获得如此产量。而放弃赶超之后，中国却快速发展。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赶超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可以更快一些。历史并不远，可人们已经在迫不及待地忘记。
补贴是有效的吗？
企业是以利润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没有企业愿意搞芯片，从业者工资低，不是因为没情怀，中国人太浮躁，而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全球自由贸易分工，科研体系，乃至长期产权安排，都不倾向于自己搞芯片。
经济自有规律，当中国技术、经济，制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会做。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生态逐渐建成，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发展日趋均衡。当然，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升级，是相对缓慢的，远不如倡议产业政策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能扩大部门权力与预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识别产业优势、因势利导的新结构主义，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张维迎的市场理论总有着微妙的危险。
补贴、产业政策当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终存疑。当然，以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业输血，不会伤筋动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拟芯片等领域全面直道赶超，并不见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间站，火箭，导弹，这样的国家工程，而是讲性价比、良品率、利润的市场行为，在这些目标之下，美国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完全独立的芯片体系大概率的会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政府补贴，且需要长期持续，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作为依托、也需花钱。那么，挤占其他领域的民生预算，也必然难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该按市场化原则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发财了。用砂纸抹掉外国公司logo的汉芯丑闻不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造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已不了了之。显然，没有补贴，私人资本投资的企业断不会这样自己骗自己。
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且充满风险。显然，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透明、公开的科研体系，远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涉及更加基础的制度。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芯片如果是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它同样是一系列制度的结晶。
产业政策、补贴必然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必然包含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用非市场方式，试图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树，往小处说，是小农意识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往大了说，体现出的是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不信任，必然会引发外界的进一步反弹。
国与民
饥荒结束之后两年，也就是1963年，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赶超战略阶段，物质贫乏、充斥着各种票证；他成年后，则经历了快速丰裕起来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两种对比，使他在自己风靡世界，描述人类与外星人抗争的小说《三体》中，这样描述人类的技术赶超：在技术赶超带来的大萧条之后，人类放弃了赶超，转而专注眼下的生活，但技术进步却飞快的出现了。是的，即便刘慈欣可以看做是“工业党”，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怀，但他仍然写出了著名的“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毕竟，经历过物质贫乏才能明白，人的岁月静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卖、共享单车、网约车、街边的小餐馆，这些东西，在一定角度，并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们是市场经济模式导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场经济带来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绩效合法性。中国这40年的快速发展，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是放弃重工业赶超的结果。实际上，抛掉宏大目标，关注日常生活，寻求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的动机，才是经济发展，技术经济的真正动力。美国60年代半导体初起之时，是如此；美国芯片产业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个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如此。
所以，芯片迷思、赶超战略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家与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在并不真实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国舆论已经丧失了从个人、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动辄的大国视角，家国情怀。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是，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把国家奉献给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而不是把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奉献给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家竞争中真正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