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说：“平反冤案，是胡赵十年新政中的第一战役。”胡绩伟认为，邓小平坚持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就使揭露反右派斗争的真相和深入研究成为政治上理论上的禁区；坚持高饶事件不能平反，使高饶事件的受害者即使安排了工作也并没有真正得到平反，设置了党史研究的又一个禁区；坚持为刘少奇平反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只是“四人帮”的罪行，而没有毛泽东的责任，这样禁止深入批判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路线，又为国史、党史、军史研究设置了延续至今的政治禁区。这三道障碍限制了平反冤案的广度和深度，并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和禁区，使中共不能像苏共深刻批判斯大林的错误那样，全面、公开、客观地评价毛泽东。本文为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口述、其好友姚监复整理的《论胡赵十年新政》节选。
邓小平晚年照片
一、胡耀邦早在1977年提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胡绩伟强调，胡耀邦早在1977年3月3日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十年浩劫结束后正式复出，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他所发动的第一次胜利的战役就是平反冤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讲，“四人帮”有一条理论是愚民政策，欺骗。另一条是结党，恐怖政策，法西斯专政，把党变成法西斯党。胡耀邦要求办《理论动态》，任务是拨乱反正，把“四人帮”搞乱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针对中央文件称“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论点，胡耀邦说：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的。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和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因此，在1977年胡耀邦上半年提出了，又在8月指导写作重要文章：《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胡绩伟回忆，曾向胡耀邦提出过，为什么不批“五人帮”？胡耀邦经过多方面考虑，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批“五人帮”。但是，胡耀邦平反冤案，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也是对着毛泽东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四人帮”呢！不是“四人帮”，而是毛泽东确定反右派斗争的。
二、胡耀邦讲，首当其冲的是平反冤假错案。
胡绩伟回忆，胡耀邦前后修改17次的这篇重要文章，他亲自确定题目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就讨论酝酿，共同商量，由杨逢春、叶春、陈钟三位教师撰写干部路线的文章。对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各方面同志的意见。他找我商量过好多次，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先后改了17次。最后，胡耀邦选定在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那一天，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耀邦在谈到为什么要快点写这篇平反冤案的文章时说，顾炎武说过：“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他强调：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被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把压在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全国人民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可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扰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胡耀邦要求文章写得快一点，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呢。实际上，胡耀邦抓平反，不仅把文革，也想把文革前毛泽东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历史上毛泽东亲自确定的冤案一个个全部平反。
胡绩伟说：“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响。多少人全家老少聚在一起，满含热泪，一读再读这篇文章，特别是文章提出：‘要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正是人心所盼。他们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将推翻几十年以来的一切冤案，包括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冤案，使千百万含冤受屈的受害者有希望重见天日，能恢复正常人生活。那些天《人民日报》每天电话不断，一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件，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来信，都是表示对这篇文章的热烈拥护。”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严重阻力来自郭玉峰、汪东兴、华国锋，同时也来自邓小平。
胡绩伟回忆，在胡耀邦平反冤案的第一战役中，遇到了强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阻力与压力，他提出了“两个不管”来抵制“两个凡是”。“胡耀邦平反冤案的指导思想是：‘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而华国锋、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坚决反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说它是“一株大毒草”、“完全是胡说八道”、“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他把这张报纸揉成一团，扔掉。汪东兴说：“这篇文章有错误，在适当的时候要批判。你们知道专案组是谁领导的吗？”后来，中组部的大批老干部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反对郭玉峰，揭露郭玉峰。《人民日报》根据这些大字报的内容，编写了一期内部参考，题目是《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给了中央，也送给了胡耀邦。他把大字报的作者和人民日报的同志找来，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胡绩伟说：“胡耀邦同我商量，决定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刊登在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同时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在发表这篇评论的半个月后，1977年12月15日，中央决定撤换郭玉峰。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立即开始组织全国性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安置干部的工作，在抓紧进行极为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的同时，，继续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工作，组织撰写了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1月1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闻，引起全国的震动。1978年9月中央组织部等5个部提出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经中央批发，胡耀邦事先组织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但是，胡耀邦平反冤案的斗争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于郭玉峰之流的小人物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这些大人物，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阻力还来自于平反后复出的邓小平。
四、邓小平为平反冤案至少设置了三大障碍。
1.第一道障碍是邓小平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
胡绩伟指出：邓小平坚持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拒绝改变“反右派斗争运动”的定性，只承认反右“扩大化”。55万右派分子得到改正，最后还留下几个右派分子不肯摘掉帽子。而胡耀邦绕开这些坎坎，为99%以上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安排工作，大胆启用。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担任文化部长的王蒙都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正是在1977年胡耀邦平反冤案后被真正解放，一步步走上重要岗位。但是，得到“改正”的55万右派分子，约200万中右分子、内控右派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和应有的赔偿，因为邓小平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的组长，他最终仍然肯定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阻碍了胡耀邦的“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切不实之词，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等正确主张的落实。
胡耀邦与邓小平针锋相对，坚持为右派分子平反改正，胡耀邦认为：“对几十万右派分子平反，阻力还是很大的，关键还是思想观念的解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连群众一点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都视为反党，又怎么能领导好，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呢！定成‘右派’，一下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识分子，恰恰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不愿意唯唯诺诺，不喜欢说一不二。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要真正做到彻底唯物、实事求是，就要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改正自己的观念，纠正自己的不妥行为。听不得不同意见，怎么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不给几十万‘右派分子’平反改正，怎么能说得上实事求是呢？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是一个很难很难的斗争过程啊！”针对“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胡耀邦认为，对过去的疑难案件，哪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批的、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含糊糊。）
2.邓小平设置的平反冤案第二道障碍是拒绝为“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平反。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冤案，胡耀邦是赞成平反的。杨尚昆在公布的《杨尚昆日记》中已透露，党中央早在60年代就准备把饶漱石同志从“反党联盟”中解脱出来，恰好遇到了“潘汉年案件”，饶漱石是潘汉年的领导人，罪名反而加重了。到了文革前夕，又拟解脱时，饶漱石又进了秦城监狱，反正高饶不成其为联盟，饶漱石至死没有平反。至于高岗，毛泽东是把他作为真正年轻的接班人培养的，1952年“五马进京”时，高岗担任的职务远远高于其他“四马”（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是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同国务院平行的经济内阁，周恩来作为总理只管外交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都归高岗管。高岗正是根据毛泽东多年对刘少奇公开的和内部的批评与暗示，特别是批评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巩固论，主动地过早地发起了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攻击。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为高岗平反，因为高岗是按老人家的意思批刘的。邓小平批评胡耀邦，这样的案子你还敢平反？“你糊涂！”因为，当年正是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高岗在拉他们反刘周。胡绩伟强调：“高饶反党联盟案件是解放后党内的第一个大冤案，平反的意义和影响重大。在文革后的全国性平反冤案，高饶冤案没有平反，至今未能平反，阻力主要来自于当年批高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他设置了障碍。”
3.邓小平设置的平反冤案第三道障碍是为刘少奇平反时，把主要责任人由毛泽东推给“四人帮”。
胡绩伟说：“这事是我亲自参与的。同胡乔木，实际上同邓小平有过一场争论，最后《人民日报》被迫发表了一篇难以自圆其说的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人民日报》要根据决议精神写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决议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陷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胡绩伟说，这个决议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错误目的、事实与责任，把罪恶完全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不符合客观事实，难以服人。因此，胡绩伟、王若水和评论部主任范荣康讨论，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撰写社论，1980年3月26日写好了第一稿，题目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送交胡乔木审阅。胡乔木4月3日提出，将题目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他又提出：“为什么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发生一个打倒另一个这样的事？”胡乔木认为，现在很多同志对五中全会公报的“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这句话意见很大，很不理解，那就拿这个话作题目。
但是，明明毛泽东在1966年8月写过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回答了斯诺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明确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道：“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1966年，明明是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现在，为刘少奇平反，又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根本无法统一，不能自圆其说。而《人民日报》又不得不按照胡乔木的讲话精神、口授的社论内容和锁定题目重写社论，胡绩伟等人奉命提出了修改稿。胡绩伟回忆：“关于社论题目，胡乔木定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我建议改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征求胡耀邦的意见。我把我们同胡乔木的争论也向胡耀邦报告了。胡耀邦同意我们的修改意见。改出后，将附有原稿与按胡乔木意见修改稿的校样，删改了什么内容的信，送给胡乔木与胡耀邦。在送出信和改样之前，我在电话中向胡乔木作了口头汇报，遭到胡乔木的批评和拒绝。胡乔木强调，他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题目与他口授的社论内容，不能改，一个字也不能改。题目不能改，内容也不能改。我告诉胡耀邦以后，胡耀邦也没办法。因此，我把改样送上去，供中央参考。我写的提出不同意见的信只好不发了，留作历史资料。”
胡绩伟尖锐地指出：“这篇《人民日报》社论由邓小平、胡乔木亲自定题目、结论与主要内容，是一篇最荒唐的社论。为刘少奇平反才真正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那么就是认定不是毛泽东本来要整刘少奇的，文革中所有错误与毛泽东无关，都是被‘四人帮’歪曲了、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四人帮’在文革中不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天天宣传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吗？”
胡绩伟给胡乔木、胡耀邦的未发出的信中写道：“看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个题目，总觉得不能自圆其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是席卷全国大陆长达十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并有毛泽东同志一整套的理论思想来进行发动和作为指导。毛泽东本人用这种思想否定了他在1957年以前的许多思想，一直到去世前他也没有改变。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不能说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在为刘少奇平反时，这个问题更是无法回避。社论实事求是地讲到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因而比较有说服力。”这封信未送上去，因为主要思想胡绩伟已向胡乔木表达了，但被拒绝。胡绩伟也向胡耀邦汇报了，但是，胡耀邦也无能为力。
胡乔木对修改稿社论审改后，4月26日送给胡耀邦。当天胡耀邦改动了几个字，批示：“这是一篇极大胆极重要的文章，必须慎重对待。先送小平同志审阅，再送华主席、李副主席、赵紫阳同志审阅。如果可用，我意放在追悼会前三四天发。胡耀邦四月二十五日”几位领导在审阅过程中，又删掉了校样中的一些主要段落，包括：
“毛泽东同志1962年的讲话中谈到正确路线领导下能够比较容易地纠正冤假错案，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而不能及时地全部或大部分纠正，这是一幕多令人痛心的悲剧！”
“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在毛泽东同志健在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隐瞒他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地纠正这些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
“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牵涉到毛泽东同志本人。虽然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加以迫害致死是出于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手，但是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却直接是毛泽东同志责任。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同志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曾经针对刘少奇同志写过《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在正式见报时，除了最后一句话保留外，这三段话全部被删去了。
对于这篇社论的社会影响和客观评价，胡绩伟回忆，当年社论发表后，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你们敢于给刘少奇主席平反，全国人民赞佩你们。你们在社论里大讲实事求是，可是最大的实事求是，你们没敢说。诬陷刘少奇，为首是谁？迫害的凶手是谁？全国人民清楚，你们也知道，可是不敢说真话。把那个人说成是上了林彪、‘四人帮’的当，真是天大笑话。要知道，在这点上不说真话、扯谎，这就是全国不安定的真正根源。”“刘少奇冤案怎么能由党来承担责任呢？不能把错误移到党的身上。如果说文革是党犯错误，我看大部分党员不会同意中央的说法。”“社论越讲实事求是，越显得本身是最大的不实事求是。名义上是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辩解。读了社论很反感。老百姓怎么理解？错了就错了，怎么错，实事求是说出来就完了，跟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挂什么勾？”“有人提出，笼统地含混地提出‘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正确的既要恢复，错误的也可以恢复，你恢复这部分，他恢复那部分，必然酿成是非不分，功过不明，思想混乱，纠纷无穷。难免有朝一日，有人又出来恢复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文革’，造成又一次浩劫，后果不堪设想！”28年前，1980年聪明的读者们的预言与担心，30年后成了现实，这真是悲剧。
邓小平为胡耀邦平反冤案设置的三道障碍，限制了平反冤案的广度和深度，并留下了极其严重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后遗症和禁区，特别是不能像苏联共产党深刻批判斯大林的错误那样，全面地公开地客观地评价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