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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绝妙幽默 文革我在劳改队死里逃生

——文革中的监狱往事

刚过去的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黒色“纪念日”,就是这-天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了所谓“五.一六通知”,从而打开了“文革”这个潘朵拉的匣子。虽然已经过去五十二年,但每逢这个黒暗血腥的日子都会令人特别郁闷,许多往事又会涌上心头……

共产极权专制国家,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座大监狱。在这座“大监狱”中又星罗棋布著不计其数的用高墙电网围成的小监狱。文革到来时我和许多“右派”、“反革命”正好被囚于四川省的一所监狱里。从而逃过了被红卫兵造反派弄去挂牌、批斗、游街、活活打死的命运。当然更不会遇到像北京大兴区、湖南道县、广西农村里的所谓“阶级敌人”,被造反派,随意砍杀、活埋,甚至被灭门绝户地杀光。所以多少年后,我的一些旧日的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要好好感谢党打你成右派,又‘保送’你进劳改队,确实救了你,否则红卫兵不整死你才怪,算你运气好。”叫我听后真是啼笑皆非。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好运”真堪称绝妙的黒色幽默!

不过文革中的监狱也决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那里的阶级斗争仍在天天讲,斗争会也每晚必开(白天要服苦役劳动,不开会)只是没有像北京“联动”红卫兵之流那样可以随意把人打死而逍遥法外。那时监狱里基本上还是“文斗”,即低头、弯腰,站在那里,由其他接受“改造”的“积极分子”羞辱谩骂。到达-定“高潮”时,“君子动口也动手”,但一般只是拳脚耳光,皮肉之痛而不会弄到伤残乃至死亡。因为一来双方都是囚犯,不敢下手太重。二来,狱监当局也不准过分毒打,倒不是仁慈,而是监狱(劳改队)每接收一个囚徒,就要向其上级机关(劳改局)交一份“假定工资”。于是便要这些囚犯“劳动力”去创造财富和“剩余价值”来上交。如果打伤残了,谁来创造财富?监狱,劳攺队还白养你不成?人家才不做“亏本生意”呢。所以斗争会上最严重的也就是用绳子捆起来。但不多久就松绑了,一般也不至弄到伤残,道理同上。看来我们确实比“人民群众”中的“黒五类”份子要“幸运”一些。

1967年一天晚上,这种“幸运”终于临到我头上了。那时人人都必须检查所谓“犯罪”根源。人家说我在检查中不但不好好认罪,还在为流沙河的反动诗《草木篇》辩护。更糟糕的是那晚给我发言作记录的狱中难友叫黄泽荣,原成都晚报记者,笔名晓枫,即2014年因冒犯了中央某常委又被判刑的《往事微痕》主编铁流。他大概出于同情,把我许多“不认罪”的话都未作记彔。一个叫黄云成的狱吏便认定我们是“反改造团伙”揪出来批斗。由于黄泽荣接受批判时态度“不端正”,几个积极分子便对他动起了拳头,我也挨了几下。这时狱吏黄云成更要把我们捆起来。此时黄泽荣突然急中生智高叫“毛主席万岁”!凑巧监狱军管会姓朱的军代表恰从现场经过。闻声前来讯问,黄泽荣便抢先回答“报告军代表:我呼毛主席万岁口号,他们要捆我。”。那个军代表完全是一副参军不久的农民样儿,不懂监狱监管这一套,他说:“呼毛主席万岁没错,犯人也可无限崇敬伟大领袖嘛。算了,不要捆。”当时全囯实行军管,军代表一言九鼎。那个狱吏听了也不敢多说,斗争会便草草收场。这就是谁权大,谁便拥有“真理”,谁说了算的“中囯特色”!

其实当时我们这些“右派”、“反革命”硧实是在“反”他们强加于我们的“改造”,根本不信他那些洗脑的鬼话:什么“形势-派大好”!明明-团漆黒-团糟。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经常通过传递小小字条的方式,用曲折、隐晦和诗的语言互相提醒,互相鼓励,这些内心的由衷之言,当然无法用长篇大论去表达,都是小诗短词,这在当时,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以招杀身之祸的。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如黄泽荣留给我的诗句便有“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我则回以“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等。

又如另一位难友,四川泸州的教师李仲言先生。就在“文革”红卫兵嚎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时,李仲言以一腔怒灭写成一首《满江红》词,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李仲言都绝对够“资格”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便说:“好嘛!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仲言君劫后重逢,却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而仲言君则已于2006年辞世,更令人凄然。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的年代,在出卖人已变成一种“美德”的氛围里,有的刑事犯杀人放火,品质本就恶劣,有的人本来并不坏,却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1969年,我和陈友泉、俞正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陈友泉是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俞正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俞正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判刑都值了”。陈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

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四川方言粗话,即鸡毛蒜皮之意)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俞正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求赵”,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俞正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接着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俞正清就是这么个坏蛋,他的话能信吗?

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奸巨滑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还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陈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陈友泉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俞正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陈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予以交还。陈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是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什么,但至少证明陈、俞二人谈过话,加强了俞正清“孤证”的力量,陈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陈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个坚贞不屈的人啊!

时间又来到1971年10月初的某天,当时我和黄泽栄(铁流)又在一起从事监狱医院犯人“护士”的“劳动”,成天围着病人转,打针,换药,喂饭,洗衣……忙得晕头转向。那天晚上我与他同值夜班,当我们把“晚间护理”那一套忙完以后回到护办室,我拿起病历本,画病人的“体温坐标”。这时黄泽荣拿起一张人民日报看得十分专注。我二人已是无话不说的难友,我便对他说:“快来帮我画体温坐标,报上那些鬼话有个啥看头?还不是天天形势大好!”他却对我神秘一笑说:“今天说的不是形势大好,而是要形势大变”。我莫名其妙,便说:“别在那胡说八道。这时黄泽荣便把那张人民日报递到我面前,指著一篇文章对我说:“你看,你看……”边说边用指甲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话下面划出一道指甲痕。我一看那句话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我登时猛醒,当时报刊上对此的提法必须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就像今天的“X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成固定模式了,决不允许有一个字、半个字的改动。因此我也察觉到,这肯定是“出大事了”。当然,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林死了,毛的政治信誉也彻底破产,再随着毛的死亡,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宪政的一丝曙光,而文革的雾霾不时又对人们露出了鬼脸。个人崇拜的阴风也阵阵袭来,甚至还有人妄想恢复终身制……这是我在文革爆发五十二周年之际,最感到痛心的一点!

==转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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