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贵州披露逾200多名中共纪委监察系统“内鬼”被查；陆媒曝光“内鬼”泄密、解套、施压等五大作案招术。
据大陆官方5月26日、27日消息，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广东170名纪检监察干部被查处；今年以来，贵州66名省纪检监察干部被处理。
“内鬼”的作案手法也被披露。
广东省纪委通报称，有的“内鬼”以摆平事儿为本事，大搞权钱交易；有的与老板和监督对象勾肩搭背，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有的擅自处置问题线索，帮助有问题的干部打探消息、说情抹案；有的甚至利用手中权力寻租。
《法制晚报》5月27日的报导也披露“内鬼”五大作案招术。首先，泄密是“内鬼”最爱干的事之一。如，2017年6月5日，中纪委网站通报黑龙江省前纪委常委宋川的问题中，称其“泄露尚未公开的纪律审查信息，私自留存纪律审查资料。”
如，天津市纪委信访室前副主任刘忠利用掌握的一些信访举报信息，跟天津市前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前局长武长顺进行利益交换。
一些“内鬼”在收到好处后利用职权藏匿线索，把举报压下去。如新疆自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前副主任陈方，私自留存纪律审查资料，私自扣押检举控告材料。
其次，“内鬼”最常见的权钱交易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前副主任明玉清曾帮甘肃省委前常委、前副省长虞海燕抹平问题，将相关线索作了结处理。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案件审理室前主任沈佳被抓后曾在电视里说：“该查的我绕开，避重就轻我查一下，走人了。那他能不感激吗？”据报导，沈佳先后收受了45个人的97次贿赂，数额达两千多万。
此外，还有的“内鬼”先收套，再解套。广东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杜言以案谋私涉及的金额约1.5亿元，其一遇到能插手的案件，就先把涉案人置于死地，然后坐等对方焦急地上门求助，再慢慢为当事人解套，解套价码最低500万元，绝不讲价。
再者，“内鬼”往往还成为掮客，为上下级官员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牵线搭桥。如，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前副处长袁卫华曾利用职权为其父的工程队和其他商人招揽项目，收受贿赂618万元。
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前主任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向其送钱送物的一百多人中有官员和老板。魏健受贿后，很多事情无法直接办，但他却能让一些地方官员帮其办。
黑龙江省前纪委常委宋川曾出面拉关系、搞审批，商人则送给他大连的一套房。宋川还以岳父的名义向商人转账230万“购房款”，随后又拿走商人的银行卡。
最后，“内鬼”利用一些官员对纪检监察干部心存“畏惧”的心理对其施压，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广东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杜言多次插手法院案件审理，其过程中直接对法官讲“一定要怎么样”，并扬言你不怎么样的话“我要抓你”。
2016年12月，汕头纪委干部钟某受人请托为其解决个人宅基地分配问题，私自带领保安员前往当地居委会，以纪委办案的名义施压。
早在2006年就已落马的湖南郴州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在任时，在郴州许多民营企业门口都高悬由市纪委牵头颁发的“郴州市纪委民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牌匾。凡挂上此牌的企业直接受纪委保护，任何部门都不得干扰，而代价是企业每年向纪委交纳40万元。如果企业不交钱很难说会怎样，不少企业不得不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