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新闻网评论 > 对比 > 正文

在台湾 做农民竟可以优雅矜持 怡然自傲!

大陆女作家绿妖的非虚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由青橙文化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写作本书,绿妖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细腻地呈现出台湾农民享受生活的农村生态。书中联结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出台湾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博弈、结合,农人的尊严、创造与坚守。

绿妖书中的台湾农民,和大陆的农民很不一样。

按照绿妖的观察

“……我所见的农人,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

“在台中乡下,我列席产销班会议,一个乡村的微型社会结构呈现眼前,它内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来、技术学习,是血缘结构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我请教其中一人姓氏,该长者微微欠身,‘小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难以言喻。看似粗犷的书记,记录班级活动,竟是一手端丽隽拔书法。七十岁菜农刘胜雄还在大学上农业培训班,跟教授学习,学着接受田里长草的新理念,‘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论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

作为县城长大的作家,绿妖的观察未脱文艺女青年的范儿。关于台湾农民的“怡然自傲”,有着更丰富的内容。

向总统候选人挥手致意的农民(ROMEO GACAD/AFP/)

首先,台湾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在台湾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这是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基本来源。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于建嵘去访问,于建嵘见到台湾老百姓,都问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于建嵘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同意拆房子的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于建嵘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说,那我就找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怎么办?这时,台湾老百姓都烦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于建嵘说有可能,台湾老百姓说不可能,他们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但是,于建嵘还是不甘心,他接着问,假如县议员就是不来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选举,他到我家来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他就当不了议员!

从台北走到台南,于建嵘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论。这个问题,他还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逻辑是一样的。

其次,台湾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据绿妖的观察,台湾和大陆走过的轨迹是相似的,前几年没有年轻人回到乡下。这几年,全球经济放缓,大城市失业率增加,乡下成为了降低失业率的缓冲区,年轻人陆续回到乡下。台湾也有政策给农民一些种地的培训,种地的机会,他们也有这样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乡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绿妖采访的一个农民,在乡下种香菇,收入比他在台中市做电脑工程师收入还要高。做工程师的时候,每个月收入3.5万台币,他要生小孩了,觉得负担很重。回到乡村之后,半年就赚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虽然做农民收入低一点,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环境更好,考虑综合指数的话,年轻人回到乡下,就可以接受。

种植马蹄莲的台湾农民(PATRICK LIN/AFP/)

第三,台湾的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结社权和利益表达机制。

绿妖在台湾看到,台湾的农民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分别担负各种不同的功能。台湾的农民过60岁,每个月就有7000元新台币的补贴,并且还会随着物价波动调整。这一福利并非从天而降,是农民上街游行争取到的。

台湾官僚机构在制定农业政策时,也会出现想当然的情况。比如,政府推出一个休闲农业的法规,最初规定要有50公顷的地才能做休闲农庄,台湾人均是1.1公顷,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政府很尴尬,优惠政策没人领,而农民自己的休闲农庄遍地开花,这一法规10年当中调整了四五次,不断贴近农民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台湾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规,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它顺应农民的要求。

第四,台湾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他们能够保有精神上的自给自足。

台湾有大大小小的庙,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大道公、妈祖等等。哪怕种地没那么挣钱,但是他们还是怀着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们甚至拜果树,因为果树养育了人。另外,台湾农民稍微大一点的姓都有祠堂,祠堂传了好多代,到现在还有人去清扫、上香,这其中有一种绵延、恒定的东西在支撑着。绿妖觉得,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情感。

在绿妖看来,台湾也很现代。她去的那个地方叫新社区,在山里的乡下,要爬山。火车不到,出了火车站还要再转汽车。在那里,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台北屈臣氏里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欢的化妆品这里也都有。美浓也是乡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回到乡下重建社区。这里有台湾乡土文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钟理和的纪念馆,虽然不是很大,里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时候戴的破旧不堪的眼镜。

绿妖认为,美浓很文明,“你在那里行走,当地的民宿争奇斗艳。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边种着睡莲,环境很好,房间里还挂着艺术品,因为这是一个画家来经营的。设计完全是农民自己设计的,他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农民,都是走南闯北,出过国的,眼界很广。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审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致,不是说很豪华,而是说有审美在里面,住在里面很赏心悦目,院子很宽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觉得心旷神怡,我就觉得很文明。”

作为一个在大陆农村生活多年,户籍至今仍在农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陆农民的仓皇自卑。在农村,我多次见过,由基层政府组织、地痞流氓参与的“执法队”,拆掉违反计划生育农民夫妇的房子。我也曾见过,农民不愿意种棉花,基层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就去铲除农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乡下,这几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医疗费用报销的福利,以及责任田的微薄补贴。在农村种地的农民,收入远远比不上进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关键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现在产权不明。而他们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常常“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外,农村成为了城市排污的出口,老家村庄附近的幸福渠,成为县城居民和一些工厂排污的臭水沟。

老家的乡亲们,到现在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后辈养老。而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很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镇居住。子女每月按时足数给老人支付生活费这样就已经算不错了,有的子女对于老人不管不问,也不给或者克扣生活费,让老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个儿子,因为平常照顾她最多的儿子在六十多岁后去世,她80多岁的高龄,从病床挣扎到旁边的水塘投水自杀。

大陆的农民,被城乡剪刀差困顿多年,迄今为止,他们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国家遗弃,老无所依。即便现在可以进入城市打工,户籍的藩篱仍然无法让他们就地安居。他们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当地高考。最发达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是歧视他们最甚的地方。在农村,他们不能自行组织农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城市,他们无论是打工还是经商,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或商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为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权。

权利有保障,利益表达有出路,经济上很殷实,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托……这些即便不是台湾农民“怡然自傲”的全部来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如果消失,农民怎能不仓皇自卑?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对比热门

相关新闻

➕ 更多同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