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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美国问题中的中国问题

川普的前国策顾问史蒂夫班农断言:美国面临的问题从本质上都可以认为是“中国问题”。因为在美国保守派看来,中美冲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督教新教文明和国家资本主义、东方专制集权主义的终极较量。

2016年底地产商人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时代周刊推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封面,将新当选的川普总统定义为“美利坚分裂国的总统”(The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看似戏谑恶搞,其实寓意深刻。川普作为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商人,依靠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居然击败了政坛老手希拉里,脱颖而出,不能不让人惊叹。

美国真的像时代周刊说的那样是一个“分裂的合众国”?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应该说美国目前面临着自二战和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场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美国价值观以及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战役。而这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从7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Globalization)。由于资本和技术的不断扩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越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比如说,美国底特律汽车配件厂将面临中国墨西哥或印度等国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现在不仅是原来属于西方的制造业被逐渐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多的白领和服务性的工作也被转移到了印度或中国。很显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中国加入WTO,将这个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进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中共政权采取了一种相对包容缓和的政策。这是基于对当时冷战的局势的考虑:美国需要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中共也开始实行务实的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潜在的消费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对于西方商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同时,西方很多人也对中共也抱有幻想,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必将进步,中国最终应该和世界接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结果并不是这样。

共产中国在这次美国面临的挑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川普的前国策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断言:美国面临的问题从本质上都可以认为是“中国问题”。因为在美国保守派看来,中美冲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督教新教文明和国家资本主义、东方专制集权主义的终极较量。不同于前苏联,共产中国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威胁和挑战是全方位的,尽管当年的苏联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但是苏联在经济文化上并未融入世界,处于孤立状态。中国则不同,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已经和美国西方世界交织在一起,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共通过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政府补贴,盗窃技术,仿冒造假等手段在世界上垄断大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现在又在国家资本的扶植下开始向高端领域进军。在文化上,中共对外宣扬所谓其治国理念,鼓吹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全球各地办“孔子学院”,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招牌向世界扩散中共政治思想。近些年又提出“一带一路”,妄图重新建立一个类似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美国西方抗衡。总之,今日共产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已超过了当年的苏联,不容小觑。

在川普和班农等人看来,美国政治经济多年来已经被所谓“建制派”(Establishment)把持,他们已经背离了美国的立国原则,建制派们已经和世界上以中共为首的独裁专制势力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盟,或利益共同体。对于建制派代表的跨国公司以及华尔街势力而言,中国的加入世贸几乎是一个“发现新大陆式”的机会,在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和巨大消费市场的诱惑下,国际资本将大量工作外包到中国,制成的商品再卖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这些跨国集团都赚得钵满盂满。中国生产的产品充斥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享受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大幅度地提高了美元的购买力,中国的廉价商品加上信贷消费的诱惑,使得西方社会的消费达到了疯狂的高潮。

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对于美国大多数中下层民众以及众多中小微企业来说,这个全球化过程则不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就像川普在就职演说里说的那样:美国的工厂一家接着一家地倒闭,一家一家地转移到了海外(主要是中国),就像一个个墓碑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地。比如俄亥俄州的一些汽车零件厂地关闭后,依赖这些产业的服务型行业也接着倒闭,一个接着一个的城镇荒芜废弃,大量民众失业。同时,在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血汗工厂里,中国的工人们正在恶劣的环境下不停地劳作著,一旦发生事故,则死伤惨重。可见全球化对于美国和中国的大多数民众来说并不是像想像的那样美好。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已经使美国的社会问题加剧。因为美国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已经危及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而美国的中产阶级恰恰是美国经济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之所在,现在这个根基被动摇,势必会撼动美国的整体国家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现在面临着和当年内战相似的形势–废奴和蓄奴之争。美国内战是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和北方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在精神层面上是奴隶制度和基督教平等自由理念的对决。而美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凸显出来的则是全球化利益集团建制派和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大多数人民利益之间的斗争。很显然,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上层精英阶级,而建制派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于是,建制派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从大方向上看是对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上出了差错,而现在解决问题就必须依赖现存的国际机制来解决,通过“国际合作”而不是“对抗”来解决问题。在建制派看来“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阶段,美国通过弘扬美国的“企业精神”也间接地弘扬了美国的价值观,这种观点看起来不无道理,但是有两点是需要指出的:首先,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很难实行公平的贸易。其次,美国一方面试图在世界上弘扬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理念,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世界市场上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金融资源,而廉价劳动力等竞争优势往往是以牺牲人权和环境换来的结果。

与建制派不同,以川普为代表的民粹派和保守派则认为美国需要另起炉灶,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退出这些现行的对美国不利的国际体制。这就是川普兴起的所谓的“退群热”,退出TPP,退出伊核协定,退出巴黎协定,甚至威胁退出联合国等等。

川普虽然以共和党的身份当选总统,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人,他的作风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右派政客,而是代表了一种来自民间的草根诉求。川普的崛起既是美国民主政治理念的体现,同时也是对现行机制的一种挑战和考验。

综上所述,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从尼克松基辛格-毛周时代开启的中美关系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需要重新定位。中共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对全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如果要成功地应对中共的挑战就必须先处理好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内部的各派势力必须达成一致,一起站到美国立国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的旗帜下,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同样,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脱离开世界的背景,中共政权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离不开世界整体的环境。中共政权诞生于二战,壮大成长于冷战,今日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结果。现在二战和冷战都已成为历史,人类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中共这类政权已经没有存在的合理性。目前美国的民主政治再次发挥作用,美国大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他们在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同时也必将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中国和其他生活在专制主义下的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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