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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儿童政治犯”与糖果诱供威胁

——“儿童政治犯”的故事

四年前的初夏,我和省城一位诗人朋友因事到重庆。朋友开车,我坐副驾。车上就我们两人。旅途寂寞,总得讲点什么。两人天南地北瞎聊,后来朋友就对我讲起了文革中,他差点成为“儿童政治犯”的一段特殊经历。

我和这位朋友关系极熟极好,两人知根知底,可谓无话不说。1990年代我们还一起搞了个编辑部,在省城折腾几年。不过他这段经历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见一个人心里总存有一些不想言、不愿言或暂时不想示人的心事。

朋友生于1965年,文革爆发,他才一岁。又过了两三年,他上幼稚园了。有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外面玩,闲得无聊,几个幼儿就用粉笔在墙上乱画。画来画去,结果不知怎么回事,就画出了一幅“反标”(“反动标语”或“反革命标语”的简称)。

当即惊动有关部门,派员立案侦查。时年几岁的朋友单独被带进一间屋子。几个大人开始很和气,还拿出糖果让他吃(显然有备而来,那时的糖果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均要票证)。在确认了哪些字是他写的以后,那几个大人就开始往朋友的父亲身上引,很和气问他,是不是家里大人(主要是其父)让他或教他写的?

朋友很小,百事懵懂,自然不会懂得这些事情的利害以及严重后果之类。不过,吃着糖果的他,还是有些本能感到,事情牵扯到家中大人恐怕不妥(也确实不是父亲让他写那些他也弄不清真正含意、尚有些笔划不全的字的),就如实坚持说不是。那些“很和气”的叔叔伯伯渐渐变了脸,威吓、恐吓、怒骂、引诱,什么都使出来了。还威胁要将他“关黑屋子”。朋友也哭,也闹,也害怕,但始终没松口,没有照那些大人说的话承认下来。

最后,因年岁实在太小,办案人员又有些“手下留情”,事情不了了之。发生这一切时,家中大人正“等他回家吃饭”,对此一无所知。再以后,知情了,才惊出一身冷汗,后怕不已。

那天在车上,朋友给我讲这些事时,心绪复杂中,还有点庆幸,自己在当时无知懵懂状态下,只凭本能坚持下来,咬牙保住了父亲。没弄出一番可能父子相揭相残的家庭惨剧出来。他才在以后几十年人生经历中,没背负那沉重的心灵十字架。

朋友的父亲我多次见过,瘦瘦高高,一脸憔悴状,却待人极和气,也极小心。本市一家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很老实很胆小的一位知识分子。直到前些年逝世,都是处事谨慎小心的老派知识份子模样。我想,就是再给他十个胆子,在那种年代,也不敢支使儿子去弄点什么“反标”出来。

诗人朋友没成为共和国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实在有些运气成分。不过,共和国历史上,年仅几岁的“反革命案犯”,却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甚至一度“未成年犯”成了这类“政治案犯”的主打。

前些年,笔者在省城地摊上购到一本西北某省城内部版的“公安大事记”。其中记载,1960年代初期,连续两年时间,当地“反标”案,“作案者”的多数,竟是几岁到十几岁的“未成年犯”。连当地公安机关头头脑脑,都觉得如此弄下去,是个问题。行文上级领导,建议各方面配合,加强教育警示,减少发案率。

两年前,笔者研究遇罗克和“一打三反”,倾力收集当年文献资料,颇有所获。笔者曾在文章中提及当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一份1970年2月11日《通知》。该《通知》公布的“五十五名罪犯”材料中,其序号第五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犯”朱章涛。其年48岁,出身“右派”,被“劳教”或“劳改”。文革时在北京市钢筋混凝土构件总厂水磨石厂“监督劳动”。

《通知》上,其“罪状材料”如下:

朱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多次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朱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命干部,经常向邻居儿童灌输反动思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多次唆使两名儿童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笔者收藏的是被某权势人物批示过的原始文本。在介绍朱章涛“罪行”的印刷文字之后,有黑笔批注的“死刑”字样。表示公审判决前,这位有“右派”之身的朱章涛,已被内定为待处决的死刑犯。

笔者在论遇罗克处决问题的第二篇文章中亦提到过,上了当年1月9日同类《通知》却因故“刀下留人”的遇罗克,本来不在这份《通知》“案犯名单”上,但却被这位权势人物用黑笔临时添上了。在原件第四个案例(“反革命集团首犯梁志德”)和第五个案例(朱章涛)之间的文字空白处,写有:“五、遇罗克”字样。这样,新加上的遇罗克顺序号成了第五,原本排第五的这位朱章涛,在公审公判大会的宣判及“判决书”和张贴《布告》中,顺序号就改成了第六。

就此,1970年3月5日,这位被指认“教唆儿童写反标”的朱章涛,与遇罗克一起被当局处决。张朗朗先生回忆遇罗克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位朱章涛。张朗朗写道: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李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张朗朗在死刑号的日子》,载《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2期)

仔细看过这份《通知》,我才为我那位诗人朋友及其父亲真正捏了一把汗。都是文革中的“儿童反标案”,都是在追查所谓的“幕后教唆者”。我那位朋友及其父亲,其时没因之家破人亡,真是万幸万幸!

从朋友的亲身经历来看,其间经受了办案人员的利诱和威胁,诱供逼供。这就很难说让这位朱章涛遭难的“两名邻居儿童”,不是在办案人员的利诱威胁下,受到诱供威逼而做出的胡乱指认。而且,《通知》“罪行”文字所言的,对其“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云云,甚觉荒谬。

从诗人朋友自身经历的故事,基本可以断定这位朱章涛是位“蒙冤者”。他的“右派”(据说还是国民党员)身份,导致了自身悲剧。由此我们不妨也看看想想,文革中,以至共和国历史上,还有多少这类荒诞不经的“儿童政治犯”冤案!#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BOTAN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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