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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震灾复兴之路的启示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七周年。二年前曾为《凤凰都市》杂志的“汶川大地震”特辑撰写了下面的这篇约稿。转贴来此。

七年前的下午,我正坐在名古屋家中的客厅里忙着翻译一篇文稿,MSN上国内的朋友发来一个消息:四川地震了!生活在日本这个多震的国家,对于“地震”二字已经有处变不惊的迟钝感了,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仍然继续忙手中的活。过了一会儿,MSN上又不断有人发来消息,说:是个大地震,估计有6-7级。这下我才感到事情严重了,于是赶紧打开了网易的新闻网页……接下来,我看到了许多遇难的孩子的尸体照片,再接下来,那些照片被删除了。但我无法删除我汹涌的泪腺……后来,我在日本和国内的朋友们通过网络进行义卖捐款,我们不信任中国的红十字会,将义卖筹集的资金购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和学习用品,通过汶川当地的义工,直接交给了灾区一所小学的孩子们。

坦诚地说:“汶川大地震”是我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的一个分水岭。

“汶川大地震”那些遇难的孩子们。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记得你们的离去。并在每年今日,为你们合掌。

从日本近现代灾后重建看日本的震灾复兴之路

2011年,英国的老牌杂志《经济学人》将自1965年以来,世界各地所遭遇的自然灾难,做了一个排行榜。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及中国的“唐山大地震”“四川大地震”分别进入排行榜的前十名。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地震大国。而中国的地震虽然没有日本那样频繁,但也绝非无地震、或者少地震国家。关于中国地震,有史可查的,能追溯到公元6世纪。而5年前的四川大地震,因为现代媒体的迅速传播与深入报道,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赫然惊心。

那么,灾后重建需要什么?需要多长时间?这儿介绍日本近代到现代所经历过的三次最为惨重的巨大震灾: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及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从这三次巨大震灾后的都市重建中,也许可以一窥日本有识之士对于“灾难复兴”的思考与探索。

一:“关东大地震”与“世纪复兴计划”

“关东大地震”是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中午11点58分的7.9级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10万5千多人死亡或失踪。其中绝大部分死于伴随地震而来的巨大火灾——当时日本建筑基本上都使用传统的木结构房屋,地震发生当日,适逢日本海有台风通过,震后强大的旋转台风,加速了木结构房屋的燃烧,其中火灾烧毁得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东京市(现为东京府),据统计,当时东京因地震被毁的房屋有1万2千栋,而因火灾被全烧的房屋则有16万6千栋,大火在强劲的旋风中整整延续燃烧了46小时,相当于当时东京市市域面积42%的3342公顷的土地,被完全烧成一片废墟。

关东大地震发生前一星期的8月24日,正遇上日本的第21代首相加藤友三郎因急病去世,故地震发生的当天,适逢“首相不在位”。因此在地震发生之后第二天的9月2日,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紧急成立了“山本内阁”,并在内务省设置直接管辖的“帝都复兴院”,任命后藤新平出任内阁大臣兼“帝都复兴院”总裁,着手开始20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震灾复兴。

后藤新平是日本政治家当中首屈一指的殖民地经营家与都市策划家,曾任殖民地时期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也是1906—1945中国东北满铁的开创者。就任“帝都复兴院”总裁后,后藤新平在短短5天时间内,即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灾后复兴方案——“帝都复兴议案”,这套极具先见性的东京复兴议案,对于东京在日后成为世界超一流现代化都市,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与影响。

后藤新平认为:“震灾带给我们灾难,但灾难决不能以灾难作为结束,而是要将灾难转换为福音,令不幸变为有幸。”

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后藤新平针对东京的灾后重建,提出了“不是复旧,而是复兴”的理念。所谓“复旧”,是指恢复到原有的状态,而“复兴”,则是在超越复旧的基础上,令产业基盘与公共设施能拥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都市重建。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帝国主义时期,权力高度集中下的举国体制,因此后藤新平以“帝都复兴”为口号,将首都东京的复兴问题,作为日本的国家问题来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

后藤新平以19世纪中叶法国的“巴黎大改造”为范本,对于受灾地区大胆提出向地权者征用私有土地的建议,以便为实现他的创世纪的“帝都重建计划”先行扫清障碍。尽管当时后藤新平对于私有土地的征用,遭到土地拥有者们的强烈抵抗,至今仍因无视私有产权而被后人冠以“独裁者”罪名,但后藤新平仍在复兴资金预算被大幅度削减的状况下,在当时被全烧的42%东京废墟上,实现了他的跨世纪的“东京震灾复兴”。

(注:按后藤新平原预算,重建资金需13亿日元,后经议会审核,被压缩为5亿7500万日元,若按现在日本物价换算,约为35兆日元左右)

后藤新平的“帝都东京复兴”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实施土地区划整理,通过对街道、公园的整备,打造出近代化的都市街区。因为东京震后大火的惨痛教训,后藤新平在复兴计划与建设中,特别注重了河川防火带建设、以及新修道路和街区的防火区域设置、不燃化建筑物的建构等。

第二:在当时还以人力车或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后藤新平已经预计到汽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得到广泛普及,因此强烈主张必须修建从东京开始延伸的放射状车道与环状车道。后藤新平的这一道路建设,构成了今日东京的道路骨格,确立了日本近代都市道路的设计思想。

第三:在各街区大量设置大小各异的街心公园。大型的公园如隅田公园、滨町公园、锦丝公园。此外,还修建了52座小型的复兴公园。这些公园均与各区的小学比邻而建,不仅可以作为防火带和避难地有效活用,也作为城市绿化带,同时为市民的生活健康与娱乐提供了免费活动场所。

第四:修建牢固的钢筋水泥学校,建造了注重安全与设计的现代化钢铁桥梁、以及运河、铁路交通、沿途货运仓库等基本公共设施。此外,还建设规划了中央批发市场、垃圾处理场、净水场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近代化都市基本生活设施。

后藤新平在关东大地震之后所实施的“世纪复兴计划”一直造福至今,并成为日后日本各地灾难复兴的参考榜样。但尽管后藤新平的“世纪复兴”堪称日本近代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依旧在受到肯定的同时,也遭到了部分日本学者的严厉批判。日本经济学开创始祖福田德三教授就是其中一人。

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后,福田教授即率领东京商大学生对地震灾区进行现场调查,走访了上万余名灾民,并于第二年出版了《复兴经济的原理及若干问题》,提出了“人的复兴”这一理念。即“在因灾难而失业、丧失财产与收入、以及雇用、住宅等生存权获得保障的基础上,实现能够创造出新人生的‘人的复兴’”。换言之,也就是生活、生计、劳动机会的恢复,并在恢复的基础上实现生活质量的向上。福田教授认为:道路、建筑物、桥梁的复兴修建,充其量不过是维持“人的复兴”的一种道具。基于这样的理念,福田教授批判后藤新平的“世纪复兴”,是物质本位主义的“城市规划”,是缺乏核心实质的、缺乏经济复兴的一种“形式复兴”。

二:“阪神•淡路大地震”与“复兴灾难”

1995年1月17日早晨5点46分,日本关西发生7.3级大地震,这次大地震后来被称为“阪神•淡路大地震”。“阪神•淡路大地震”造成6434人遇难,与72年前“关东大地震”的10万5千多名遇难者人数相比大幅减少。这无疑与日本的建筑耐震基准、以及日常的防灾意识有关。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面对惨痛的灾难教训,日本政府开始注重耐震建筑的设计与施工,并将耐震建筑最低设计基准,追加写入到当时的“市街地建筑基准法”中。这一耐震建筑设计基准,最初只适用于日本的六大都市圈,到1950年作为日本的“建筑基准法”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

可以说:每一次大中型震灾,都带来一次日本建筑基准法的修补与完善。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之前的1981年,日本刚刚因1974年的7.4级宫城县冲地震而修改过建筑基准法的抗震标准,因此,按1981年修订过的建筑法基准新建的房屋、以及加固过的公共设施等,基本都逃过了震灾劫难。而许多未按1981年新建筑法加固的旧房子和老房子等,则损失惨重。

与关东大地震举国家之力,完成“帝都复兴”之不同的是,“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复兴,突出体现的是民众自发救灾的力量:就连日本最大的暴力团组织山口组、以及犯下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等宗教组织团体等,都积极加入到抗震救灾的义援之中。总计超过100万人次的义工救灾,带动了日本NPO(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组织的兴起。这一年,被日本媒体称为“义工活动元年”。

“关东大地震”举日本全国之力进行“帝都复兴”,所体现的是日本的国家力量,而“阪神•淡路大地震”所体现的则是日本民间力量的凝集,以及以地方为主体的震灾复兴。前者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举国体制,后者则是战后日本民主化转型以及地方分权的结果。与前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视从灾民角度出发,帮助灾民重新构建生活、工作保障等,也即“生活复兴”。而“生活复兴”,正是前面福田教授所提出的获得雇用、住宅、收入等保障生存权的“人的复兴”。

但“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生活复兴”仍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阪神•淡路大地震”遇难总额10兆日元左右。而用于复兴的资金则约为16兆3千亿日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重建的资金占68%,用于灾民生活重建的资金只占到25%,这样的分配比重,令日本的研究学者们质疑在震灾复兴过程中,过于看重“开发复兴”而轻视了“生活复兴”。

“阪神•淡路大地震”一个比较失败的复兴案例,是神户长田区新长田车站南区的复兴计划。在震灾之前,新长田站附近的商店街大众小店林立,以质朴亲切的平民气质而深受欢迎,人来人往充满活力,是西神户最具代表性的一条商店街。震灾之后,神户市决定将其作为神户的“都市副中心”而重点建设,耗资2700亿日元,进行国家最大级别的大规模复兴再开发。

至今18年时间过去,新长田站南区的复兴计划虽未完全竣工,但“开发复兴”结果已经呈现令人无法乐观的景象:重建的新长田虽然高楼林立,但却显得有些冷清,失去了震灾前质朴亲切的平民气质和热闹,高规格的投资背后是商业店铺的高额管理费,加上2008年雷曼危机的冲击,结果导致的是令人望而却步的“空巢效应”——原本应该人来人往的商店街,变得人迹稀少,地下层更是闸门紧闭。

特别一提的是:新长田站在震后实施开发复兴计划时,当地行政机关并没有认真听取灾民意见,在没有与灾民进行良好沟通的情况下,就着手实施开发复兴建设,而开发复兴之后的结果不仅没有给住民生活带来福音,反而造成部分住民的生活负担,因此,导致当地50多名商店业主联合起来对政府实行集体诉讼,要求讨个说法。这种注重开发优先、而轻视当地固有文化价值所带来的地域社会与地域经济的衰退和住民的贫困化,被研究学者们称为“复兴灾难”。

三:“东日本大地震”与“人的复兴”

2011年3月11日日本时间下午2点46分,发生在东日本的9级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海啸、福岛核电事故等多重灾难,带给日本的,恐怕是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巨大灾难。这次地震和海啸,造成15,883人遇难,而日本警方至今仍在继续搜索2681名下落不明者。

至今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2年。2年时间内,32.7万灾民已经入住临时住宅,主要交通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已经基本恢复,居住地附近散乱的震灾垃圾已经基本撤离……但震灾复兴还远未开始。

震灾、海啸、核辐射——如何在这样的多重灾难中,重建东日本家园?这正是许多学者专家们至今仍在不断探索与思考的课题。而在近百年前福田德三教授所提出的“人的复兴”,再次成为现代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复兴理念。

2011月6月公布的“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基本法”,是围绕该法律的基本理念来制定的。该复兴法基本理念的第二条,这样写道:“尊重地域住民的意向,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联合协作。”——尊重当地住民的意向,重视地域文化和固有价值,正是“人的复兴”的基础与起点。

“东日本大地震”的震灾复兴,是否会在获得过往复兴经验的同时,也吸取过往的复兴教训,以人为本,进一步将“人的复兴”这一理念落实到实处呢?目前还无法看到明确答案。而自近代开始,经过近百年来的震灾复兴之路,日本的研究学者们,对于“复兴”二字,又注入了更多的解释与含义。例如:灾难之后的心灵抚慰、身体状况、精神健康的医疗咨询,脱离孤独、社交网络的建立…等等。

除此之外,对因灾难而产生的“灾难文化”与“灾难遗产”的保全与活用,也拥有无法忽视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灾难历史的一部分。只有记住灾难带来的历史教训,人类才能在未来拥有更科学健全的防灾手段,以及更及时迅速的恢复能力。这其实也是一种“人的复兴”。因为在“人的复兴”理念中,不仅仅指“恢复过去”,还包括“创造未来”。而“创造未来”需要对历史经验的记忆与学习。在“恢复过去”的基础上,是否还拥有“创造未来”的能力,才是评估“人的复兴”是否成功的最终准绳。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网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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