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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的几大依据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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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一直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因为,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的三要素。

一、市场经济第一要素是平等自由的交换

市场经济的第一要素是平等自由的交换。而中国的经济交换形式是一种特殊的典型的官商勾结的经济交换形式。为什么是这种形式?因为经济改革之初,中国的生产资源,不是象私有制国家那样都掌握在私人手中,而是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也就是中共手中。这就使中国这个权力和资源极端集中的极权专制腐败国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谁与权力近谁就捞的好处多,谁就能得到或先得到经济信息。而且,这些好处往往是不需成本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头头自己私分企业,开汽车住洋房极尽奢侈,而工人们几个月甚至两三年拿不到工资。

我看到一个记者对安徽、湖南等贫困地区的报导。他沿途走了很多的县乡,他看到的官员腐败现象惊人,不要说县一级了,就是乡一级的政府官员,也是人人有洋楼。可住在洋楼附近村中的农民却都是一贫如洗,连吃饭都发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中,自由竞争自然会造成贫富差距,那主要是因为人的能力,聪明程度,学历和努力的程度或是身体的条件等主观原因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可在中国造成贫富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是邪恶的极权制度的原因。

难道是那些极尽奢侈的中国官员比农民更勤劳聪明吗?不是。这些蛀虫如此富有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瓜分国家资源的特权。所以,在中国不但没有平等自由的交换,而且那种不平等却是登峰造极。中国的经济交换形式是官商交易,权钱交易。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只不过是中共财产再分配的又一个机会,中共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家财产和国家资源快速地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中共特权阶级堂而皇之地成功“合法”地进行了一次财产再分配。

二、市场经济的第二要素是政府不能干涉经济

市场经济的另一要素是政府不能干涉经济,政府只是做些宏观调控。市场本身是自然调节的,只要政府一管,它就会遭殃。这在Adam Smith的《致富论》中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市场经济是一只无形的手,无时不在地作着自我调节。可是,中共压根就不懂这个道理,它是处处都管。现在中国连汇率都还是政府控制,都不是自由汇率,那“无形的手”在中国还常被政府限制捆绑。中共政府一直在残酷地干预经济,举债搞基建就是一个方面,举例如下。

要知道,利用外资利用大举国债搞建设来体现政绩,是快速容易的事情。好大喜功的共产党精于此道,且常年热衷于这种便宜事、面子事,大搞特搞房地产。它利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把民房里的住户都赶走,把破旧的民房全拆了,都盖上摩天大楼,盖上花园,公路,这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中国经济学家仲大军二○○三年写的文章,可使读者大致了解中国政府是如何拉债搞经济建设的。

他写到:“自一九九八年起,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政府拉动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而上马的工程,这些工程大多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新建国有企业。中央财政为此增发数千亿国债,加上配套资金达数万亿,安排项目约一万多个。靠著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投入才遏制住了经济不断下滑的势头。看来这一政策不得不延续下去,那么到二○○四年,建设国债总额可能要发行到一万亿元左右,配套资金累积可能会达到八万亿元。靠发行巨额国债来拉动经济并不是什么良兆,企业没有投资意愿,找不到投资机会,只有政府从银行借钱来从事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的长线投资,不仅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总体投资效率,而且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即是计划经济的变相回潮,也意味著企业发展前景不良。”

这段话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严重干涉经济,非人本的,漠视民生的,非均衡的大窝轰“样板戏’式的发展模式。

三、市场经济第三要素是独立健全的法制

第三个要素,市场经济需要有健全的法律保护,既,分立的立法和执法机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社会需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保护产权。因为一个社会一旦是市场经济,这个社会就私有化了,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还算什么自由经济体。可是现在,在中国,侵犯私有财产的现象非常多也非常严重。奥运会前,为了形像,政府决定在北京拆掉数十万户民房,近两年,拆迁侵权就已到了发指的地步。这个题目可以另外谈,现在我们还回头说保护私有财产。

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什么?是自己的脑袋,也就是头脑。头脑是人思想和行动的主体,这是他一切财富的源泉。如果没有头脑的自由,别的一切都免谈。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权利包括迁徙自由、就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总之包括人人都可以拥有、但又不会彼此妨碍的自由。如果没有这些自由,不仅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会受到限制,整个社会也会因此陷入衰败。而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造就一个繁荣富足的社会,跟它的法律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有这些自由吗?不但没有。正相反,言论治罪,文章治罪的恐怖无处不在。稍有头脑的人会提出疑问,一个连起码的人权和自由都不能保证的政府,能保证产权吗?可以说,中国从哪点看都不是市场经济。

四、苏联和东欧的市场转型

那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从公有制转型为私有制,它们的市场转型与中国有哪些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是,在经济改革之前,他们都先建立了民主制度,先进行了政治改革,随后才进行经济改革。为什么政治制度不同,经济转型和发展结果就不同呢?因为,一个民选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和其它国家政策时,她首先考虑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和其它国家政策时,它首先考虑的是一党私利,考虑的是我这个党的位置是否稳定,面子是否好看。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即,对待那些国有财产如工厂矿山,俄国是怎么做的?

当时俄国市场转型采取的是全面私有化,他们把国有财产,无论土地,矿山还是企业,都以一纸私有化债券分发给每个国民,这种略显不周密的办法扩大了整个国家的货币流通总量,产生短期的通货膨胀,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避免了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巨大的贪污腐化,财富分配不公,制度化不公平竞争等等中国特有的巨大灾难,使俄国经济真正地走上了自由化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九九到二○○三年四年间,俄国年GDP累计增长29.9%,其中,二○○三年GDP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652多亿美元,同期增长达到7.3%,合人均GDP3,200美元,若考虑到公认的超过25%的影子经济情况,则俄国的人均实际GDP应在四千美元之上。中国怎么样呢?官方说,中国平均GDP增长了8.2%,人均GDP达到了一千美元。这个数据很说明情况,中国的两极分化是极为严重的,中国有大家公认的七亿穷人,善于说谎的中共也只能把人均GDP编到一千美元。就这个有水分的人均GDP比俄国的人均GDP还差得远呢。

正是因为“苏东波”国家政治改革在先,他们的经济改革才没有出现中国那么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官员腐败,社会福利贫乏,贫富严重不公等严重问题。他们顺利地走入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在市场经济之外的无人权无法制的滥污泥沼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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