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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上网、香港人上街有多重要?

香港7.1游行为什么重要?党文化的引入让香港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再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如何?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中国人无法连上外网,别奢望海南会是例外》,作者末夏说,海南试图打造外国游客集聚区,传闻在区内可使用外网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注:这份文章随后被从网上撤下)。到底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措施,试图打破防火墙还权于民?还只是利用一种新技术新手段方式来加强极权化控制,说白了仍然是一以贯之的虚假希望?从以往众多的事实来看,显然是后者。

文章认为,中国自有互联网以来,本质上是与全球化真正割裂断裂的,中国式的互联网广义上仍然只不过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局域网。在涉及自由言论,个人权利方面,中国互联网不仅没有丝毫的开放,反而近年来在持续收紧。国家主义控制下的互联网,更多是希望中国人只在这里面吃喝玩乐,而不问对错是非,以便加强监管。

互联网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作者邓聿文认为,中共党内和史学界一般将真理标准的讨论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姓资姓社”的争论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现在,中国到了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从中国思想理论的窒息程度以及中共的政治回转来看,如果要使中国不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就必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应该主要讨论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文章说,上述两次争论主要局限在中共内部,是党内不同势力在思想理论上的较量。不过,到了21世纪后又出现过两次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思想争论,后两次争论已经移出官方,而主要在民间层面交锋,即2004年的“郎顾之争”及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2006~2008年对物权法“公私产权”的争论。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过去限于党内的思想讨论也越出体制,甚至越出思想理论界,而向民间延伸,就带有很强的民间参与的色彩。民间的争论如果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让社会认识到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原来不是马克思,这将大大有利于和官方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为未来的变革打下思想基础。

在香港引入党文化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林郑“三不是”祸港尤烈》,作者李平认为,林郑月娥选择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及7.1游行之际,急急公布房屋政策“娥三招”,一招一式都拿经济、民生说话,但都隐含政治动机,让反对者难以回击。

文章说,林郑不是中共党员,但比被指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在引入党文化、执行党指示时更肆无忌惮。她邀请京官向特区政府官员宣讲中共十九大,开了给港官上党课的先例,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公开表扬。让多间中学直播李飞宣讲《基本法》,《国歌法》本地立法引入学校要教育学生唱国歌规定,都是党课、党文化向校园的蔓延。

形势愈艰难愈要上街

香港《立场新闻》发表文章《游行人数绝对重要》,作者吴霭仪说,“这几年,每到七一,就自私地暗愿最好是阴天,宁愿下大雨也不要三十几度骄阳似火,因为我怕日晒不怕雨淋”,“因为游行人数绝对重要。若非2003年七一有五十万人上街,23条恶法早已通过,初一旺角冲突诸君就可能不止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动’罪而是可终身监禁的‘颠覆’、‘分裂国家’罪名”。

文章说,今日局势比十多年前凶险得多了,“读Stein Ringen的《The Perfect Dictatorship》,他描述的是中共如何为了紧握统治权,运用种种手法全面控制一国人民,但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这十多年间,这些手法十之八九已悄然笼罩香港特区的一制”。以正确思想为基础,就可以设下种种言论、结社、参政等的禁区:禁谈港独、禁喊“结束一党专政”口号、禁参加倡议“自主”的政党等等,甚至七一游行抗议都已是违法违宪,大逆不道,本来赤裸裸的政治审查、针对、现时改了个名堂叫做“违宪”、违反《基本法》罢了。

作者说,形势愈艰难,就愈要运用一切的方法,行使一切权力,例如投票、游行、讨论、发声、捐钱,跟被不义打压的人站在一起,让世界看到。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夏雨荷 来源:德国之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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