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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峭岭:从小七到七姐——一声“老娘”气吞山河

我边哭边骂:“你们这群尸位素餐的人,收会费时一点不含糊,需要你们帮帮律师的时候一个个缩头乌龟啊!”文足在我身边哭的泪人似的:“姐,你别哭了。你都哭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看着文足哭的可怜的样子,我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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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都管李文足叫小七。因为她有六个姐姐,所以她叫小七。可是我更喜欢叫她文足。

我是在天津河西看守所的小厅里第一次见到李文足的。那时候的709家属大都心情压抑,紧张不安。当时我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接待窗口,我看向她的时候,她主动走过来,问我:“你是……?”我呆滞地回答:“我是李和平的太太。”我看见她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淌下来,她说:“我是王全璋的妻子。”我这才注意到,这个妹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就连流泪的样子都很动人。

第二次见面,是我和几位关心709家属的人去她家看望她。她跟大家一说话,眼泪又刷刷的流下来。

第三次,2015年11月,我们几位709家属一起来到北京市律协,要求见高子程会长。律协的工作人员推三阻四,就是不让我们见。那几天,正好网络上疯传广州的张六毛死在看守所了。我们的丈夫也一点消息也没有。焦虑、愤怒、绝望,我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了,我就跟律协的人吼叫起来。我边哭边骂:“你们这群尸位素餐的人,收会费时一点不含糊,需要你们帮帮律师的时候一个个缩头乌龟啊!”文足在我身边哭的泪人似的:“姐,你别哭了。你都哭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看着文足哭的可怜的样子,我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和文足开启了密切相处、形影不离的模式。我俩在一起,基本上是我说两个钟头的话,她忽闪着大眼睛听着,偶尔插一句。爱哭不爱说,文足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709之后,我一下子变得孤单起来。身边的熟人、朋友、亲戚,都疏远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家属们之间是可以彼此扶持的。不见得一起维权,但是可以彼此安慰。那时候,我想找个家属一起挨家挨户的走一走。可是,哪个妻子都是拖儿带女的,其中原珊珊带着2个儿子,肚子里还有一个。我还是想到了文足。文足的儿子泉泉那时也才两岁半,我不知道文足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走访。但是我一约她,她立刻就答应了。尤其是我要开车千余里去探望一位709家属时,我没想让文足一起去,泉泉太小了,长途坐车太累了。可是文足竟然说已经想办法安置好孩子了,一定跟我一起去!这件事,让我对文足有了稍微深一点的了解,我发现她有愿意帮助别人的善良,而且有合作的精神。

终于有一天文足的性格大变!

2016年7月31日(传闻8月1日709要开庭)晚八点,我跟二敏姐在天津被北京天津两地的国保抓走了。事态仓促,我只来得及发出“我被抓了”四个字。然后我们就被秘密押回北京,关到派出所。等8月1号晚上被放回家后,我听到了文足举牌的消息!文足和丽丽,在天津二中院门口,举牌要求释放被抓的家属刘二敏和王峭岭。而文足在二中院现场不仅痛被斥了官方非法操作709案,还痛斥官方抓走家属软禁家属的无耻!

这是我没想到的!李文足一直不爱说话,不爱当众说话。我感觉文足被逼上梁山了!

后来文足说现场围的几十个便衣一直试图冲过去把她带走,但是慑于周围一直在拍摄的记者,文足还是顺利离开二中院门口。但是,她一回到家就被国保带到住地派出所搜身、询问。随后的半年里,官方对外宣传的七八个视频里、文章里,都会插入李文足举牌的那张经典照片,把李文足描绘成颜色革命家。而李文足还问我:啥叫颜色革命?

2016年10月8号,我跟珊珊去长沙的看守所,给谢阳律师存钱。在看守所门口,便衣拦着不让进。我们正据理力争的时候,几个警察就过来拖我们上车。珊珊半岁的女儿还在朋友那里放着,她还在哺乳期,所以我们就说好吧,我们不存了,我们走。但是警察态度蛮横粗暴,反拧着我们的胳膊就按倒在警车里。挣扎中我被长沙的警察扇了一耳光,登时我的半边脸就麻了。

消息发出去之后,文足还在老家巴东,听到消息后她换乘了四趟车,当天晚上赶到了长沙。泉泉要跟妈妈一起去,可是情况不明,实在无法带孩子,文足就对3岁的儿子说:“王妈妈被打了,我得去救她。”后来,文足把我和我女儿佳美带回了巴东,泉泉开心极了。泉泉已经懂事了,他虽然已经记不清爸爸的样子了,但是,妈妈李文足在那一次事件中,在儿子眼里成了大英雄!

还有一次,2017年4月,传说谢阳律师开庭那天(其实谢阳没开庭,李和平却在天津被秘密开庭)。我们在长沙中院的安检通道旁边,一个来旁听的公民被警察拦住不让走。我上前跟警察讲理时,一群警察把我围在当中。本来站在外围正在拍摄的文足,立刻伸手把警察的包围圈扒拉开一条缝,挤进来,跟我站在一起!我当时心里的激动和安慰别提了,在那一刻,我力量倍增。我深信不疑:无论多危险,文足不会撇下我自己走,这才是患难之交见真情啊!

随着709人被关押的时间的延长,外国媒体的采访越来越多了。无论是电话采访还是当面采访,文足都觉得是最困难的事。文足写了稿子,我帮着修改下,最初还能看着稿子接受电话采访。可是,后来面对面的采访、还有电话的直播连线,要是不和我在一起,文足就不接受单独采访。文足说:我学历不高,就是怕说话!

有一次,有个外国媒体联系我说要采访文足,我就答应了下来。我以为是我和文足一起的,没想到后来才明白,人家是要采访文足一个人。其实我也没觉得是问题,可是文足急了:“不!他们是电视,要直播呢,我怕说不好!”我说:“你都说了n次了,没问题啊!”文足说:“就不!我每次都是攥着一手心的汗接受采访的,这次我不去了!”我磨破嘴皮子她也不肯去,后来只好婉拒了那家媒体。

文足比我小十几岁。她生命中展现的坚韧、良善,远超过我在三十岁的生命时所展现的。她不怕国保,不怕威胁,但她怕自己做不好,影响了集体或者某件事情。她对自己不擅长的,是谨慎和胆怯的。她没有虚伪,她的实实在在,在当代年轻人中真是少见。

709近3年的惨痛磨练,让文足的性格产生了巨变。

2018年4月4日,我们从北京最高法院开始徒步陪同“李文足千里寻夫”。徒步第七天,我们被国保从天津抓回北京,李文足被国保雇佣的大汉堵在家中。我们去看她,希望给她安慰。结果,我们在她家楼下被国保纠集的黑压压的一片“朝阳大妈”暴力推搡、辱骂、抢手机。采访的日本记者被警察拖出汽车殴打。正混乱的时候,高空传来响亮的女声:“峭岭姐——”。

我抬头一看,李文足出现在5楼的窗台上。防盗网像一个笼子似的扣在窗户上,文足只能蹲着。她朝着院子里外的人喊:“老娘的老公是律师,为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他失踪三年了,老娘去找他,犯了哪条法了?自己亲人一出事就跑,老娘不是那样的人!——”

我完全被震撼了,她满腔的愤怒爆发了,她这一声“老娘”叫的气吞山河!我们一起去的朋友,不由自主的叫好、鼓掌!那些国保和雇佣的群众目瞪口呆!

后来,网络上有一位律师评论这个:“这声’老娘’,叫的全国人民喜大普奔。”

那一刻,她平时格外在意的“形象”,完全被自己抛弃!

那一刻,她最不擅长说话的自卑,变成了最精彩夺目的演讲!

那一刻,我们小七变成了我们的“七姐”!

王峭岭

2018年6月21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宫鸣泉709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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