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韩国一家电视台派出调查记者团队，通过隐藏的摄影机对这家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进行实地调查。
之后，韩国这家电视台播出一部纪录片。纪录片中，飞抵中国的外国病患在这家医院附近的酒店等待，数日或数周内即可获得器官。如果支付一项“特别的捐款”，他们将得到“紧急器官”。
韩国记者发现，天津器官移植中心的手术室全天候使用。虽然中共声称，2016年以来没有向任何外国病患提供移植手术，但是，这家医院的国际器官移植部门的护士告诉记者，在其问询的前一天，他们完成了8例移植手术。除了将外国病患安置在附近的酒店，天津器官移植中心还拥有500张移植床位。这些调查结果意味着，天津器官移植中心每年进行数千例器官移植手术，并且是按患者要求，提供“按需器官”。
西班牙马德里。2018年6月30日至7月5日，两年一度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这里召开。
7月2日，“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 COHRC）在大会期间举行新闻会，发布一份最新报告。报告显示，中共继续杀活人做器官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继续，中共医院仍向外国患者提供器官移植手术。
“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最新报告（网络截图）
报告还表示，虽然中共声称2015年起完全转换到自愿捐献器官系统，但这只是个谎言，因为其捐献系统所能提供的器官远远低于实际移植手术量。
中共匆匆建立的器官自愿捐献系统能支撑移植数量吗？
中共称，每年进行1万至1万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
然而，COHRC研究发现，将中国每个地区报告的器官捐赠数量（主要来自未登记的重症监护病房的捐赠者）的总和，也远远低于15,000例移植的官方数字。
2015年，中共宣称停止使用死囚器官，转向所谓的“道德”的自愿捐献系统来获取器官。
“这一系统在一两年内获得完全过渡是不合理的。”“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最新报告的联合作者们表示，“其它国家需要数十年才能建立的捐献系统的过程，中共宣称在几年之内就达到了：公民死后捐献器官占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从2013年的23%增加到2014年的80%，到2015年1月再增至100%。”
陆媒报导，中国器官捐献自2010年3月试点，2013年3月在全国“铺开”。截至2017年底，中共官方称，自愿捐赠器官登记人数为373,536人。
“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表示，基于美国的自愿捐赠器官登记人和实际捐赠人之间的比例，中国37万3,000位器官捐赠登记人实际仅会产生29位实际捐赠人。
根据国际特赦的数据，中共每年处死的死刑犯数量在全球最多，达数千名，由于相关信息的不透明，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处死的死刑犯的人数逐渐减少。
参加了7月2日马德里新闻发布会的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曾表示，综合包括器官配型在内的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如果你每年要有1万个器官的话（用于器官移植手术），你需要10万名死刑犯；如果你每年要10万个器官，每年需要有100万犯人判处死刑。这在中国不会这样。”
“我认为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在2000-6000人之间。我的意思是，中国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万或者10万人。”
既然死囚器官也掩盖不了中共器官移植的蘑菇云，那么，中共用于移植的器官来自哪里呢？
器官何来
由于自愿捐献器官数量不能满足中国的实际器官移植手术量，专家们承认近年来中国刑事处决已经减少，大多数器官一定另有来源。
“器官的主要来源是良心犯，最主要的是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吾尔人、藏人和基督徒。”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7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国家机构、卫生系统、医院和器官移植专业人士，是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共犯。”
7月2日，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COHRC提供）
中共器官移植“大使”、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抵达马德里参加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连续几天，黄洁夫在大会上为中共的器官捐献和移植系统涂脂抹粉。
2015年，黄洁夫担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主席，洗白其统计数据。
COHRC的David Li表示，黄洁夫公开参与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2001年2月1日，黄洁夫夫接受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决不能心慈手软。”
而在黄洁夫在媒体上公开中伤诽谤法轮功的前一周，也就是2001年1月23日，中共央视制播了嫁祸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身心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以法轮功修炼人数多于共产党员人数等为理由，下令镇压。按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至1999年，修炼者人数至少达到7,000万人。
在迫害法轮功政策难以为继之际，江泽民等人2001年特别策划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以煽动亿万中国民众的仇恨。2018年6月2日，海外明慧网一篇中国投稿文章透露，天安门“自焚”案的前几天，大陆县以上的公安局长都被召集进京开会，并在“自焚”案发生的当天，收到紧急通知前往天安门；他们亲眼目睹了“自焚”这场戏。
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谴责“天安门自焚案”，认为这是中共栽赃嫁祸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David Li也是这份最新报告的联合作者，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器官移植专业人员和媒体表示，江泽民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 COHRC）最新报告的联合作者之一David Li。（COHRC提供）
2014年9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对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进行电话调查。
白书忠在这份电话录音中说：“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有一个批示的话就是说，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因为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
“按需”活摘器官
“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的这份最新报告，引用了《凤凰周刊》2013年的一篇报导，报导说，“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事先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
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医疗中心的教授Huige Li在7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陆的器官移植手术高效得令人不可思议，比如：
2006年，一家医院同时做5台肝移植和6台肾移植手术；
2013年，一家医院在一个下午同时做4台心脏移植手术；
2016年10月，一家医院同时做16台移植手术（其中，10台手术是心、肝、肾移植，6台是眼角膜移植）。
2004年，国际移植（中国）网路支援中心网页显示，“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
2009年，《天津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2004年至2008年间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进行的1,600次摘取肝脏手术。
在这1600例手术中，大多数肝脏来自年轻健康男性，平均年龄为34.5岁。在这项研究基础上，该中心主任沈中阳创建了一种从“无心跳尸体”上摘取肝脏的外科手术方法，该方法可将“热缺血”时间保持在5分钟或更短时间内。
最新报告的联合作者们表示：鉴于中国在2010年以前，没有器官捐赠系统，这意味着活人因为这种类型被摘取器官的手术而被杀害，成为了“无心跳尸体”。
仅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使用的肝脏数量就超过了全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的数量。2003年至2009年8月，中国大陆仅130人在死后捐献了器官，这相当于每年只有少于30名的自愿器官捐献人。
死囚犯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器官来进行这些移植手术。在13亿人口中，中国死刑处决的最高估计是每年10,000人。
按比例计算，天津市1200万人口每年被处决的死囚人数少于100人。2004年至2008年5年内不到500人。这一人群的活肝数量远远不足以提供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
奇怪的遗体、火化、失踪和验血
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业“起飞”的分水岭，也是从2000年起，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具具奇怪的尸体。尸体上有许多伤痕，一道大缝线横过乌紫色塌陷的胸腹。打开缝线，胸腔里却是空的。
很多普通的火葬场如临大敌，布满了警车、警察。那些等待火葬的遗体，亲人无法上前告别或仔细查看，就被警察匆匆拉走、火化。也有的遗体被现场解剖，器官被掏空，冒着腾腾热气。
还有很多人离奇失踪。一年一年过去，亲人焦心地等待他们的消息，却渺无音讯。
这些遗体和失踪者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David Kilgour以及独立调查记者葛特曼（Ethan Gutmman）在2016年联合发布一份超过680页的中共强摘器官调查报告，同样证实了法轮功学员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植器官来源。
葛特曼表示，他在采访不同的人时无意间发现，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有被弄去做抽血化验的经历，而这些人是在谈论他们受到虐待等事情时提到这一点的。这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因为他意识到，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而这些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明慧网报导了大量发生在全中国的警察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抽血事件：
2018年5月30日，山东青岛。北京延庆法轮功学员时应吉，去青岛出差途中被绑架。他单位的经理、司机、他母亲、聘请的律师等，5月31日赶往青岛。一行5人被派出所盘查，采血。
2018年4月25日，河北张家口。怀来县存瑞镇头二营村法轮功学员刘永荣，从地里干活刚到家，准备做饭，突然闯入家中十几人，将其绑架到存瑞镇派出所，强制抽血、采集指纹。
2017年11月初，贵州贵阳市。4个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左应芬采血未遂，就强行采其唾液。警察说，不采血，他们就没了饭碗。
2017年10月，山东省临沂市。七八个警察翻墙入门，闯进法轮功学员李克梅家中，将她按住强行抽血。因其反抗，手上被扎满了针眼。
2015年7月9日，浙江湖州市。龙溪派出所警察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杨新昌的家，非法抄走了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个人物品，并将杨新昌绑架到派出所，对其强制采血。
2014年9月3日，辽宁丹东市。六道沟派出所警察许军到法轮功学员魏丽明家说：“上面要对法轮功人采集血样、测血型和DNA、按手印，整理档案用。”魏丽明所在派出所听警察说，这是第一批，以后都要做。还说以后身份证都有血型、DNA。
⋯⋯
这样的案例在明慧网上不胜枚举；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在发生。
19年来，多少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被活摘器官？
中国每年多少器官移植手术？
尽管缺乏器官捐赠系统，2000年后，中国在几年之内成为世界上开展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
“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 COHRC）执行主任、最新报告联合作者Grace Yin（讲台发言人左）和联合作者Huige Li（右）。（COHRC提供）
COHRC执行主任Grace Yin表示，“中共官方每年1万—1.5万例的移植手术量被明显低估，仅数家医院就超过这一数字。”
以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
2003年，器官移植床位为500张；
自2006年以来，移植床位增加至500—700张；
2009年，移植床位的利用率为90%；2013年，这一数字增至131%。
以500张床位、100%的床位利用率和平均移植手术住院时间3—4周来计算的话，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每年进行6,000—8,000例器官移植手术。
令人咋舌的器官移植规模在中国各大医院屡见不鲜。
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到2002年为止做了2,590例肾移植，一天就曾做24例。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在2013年表示：“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
据中国医师协会网站上的资料，同样属于南京军区的福州总医院医生谭建明，到2014年为止已主持了4,200例肾移植。
“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的床位利用率超过100%，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名单很长。”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说。
以床位利用率100%计算，仅仅以146家中共官方批准的肝肾移植医院来统计，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量为69,300例。
比如，北京309医院拥有393张病床，每年可做4000例器官移植手术；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至少有500张病床，声称床位利用率为131%，这意味着每年做近8000例移植手术。仅仅这两家医院的手术量相加，就超中共官方提供的每年1万—1.5万例的数字。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表示：“为了获得实际移植量，我们以每家移植中心最低移植手术来计算，并且考虑到有资质做器官移植的医院远远超过最低水平,我们得出结论：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量为6万至10万，并且是更倾向于较高的数字。”
制止活摘全球应采取行动
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伦理主任阿瑟．凯普兰教授（Arthur L. Caplan）表示，“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的关于中共强摘器官的最新报告“有必要得到全世界器官移植界和各国政府的关注”。
如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目前，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立法，禁止民众到中国“器官移植旅游”。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建议：全球政府间应该建立机构，对发生在中国的器官滥用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全球的器官移植界，应该避免和中国的器官移植界联系和合作，除非中共达到设定的标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不应保密，而应受到公开监管。”
西班牙著名律师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 Carlos Iglesias）说，“韩国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证实了中国数千名活着的无辜良心犯被继续谋杀，他们的器官被摘取用于暴利的器官移植业。这是真正的国家犯罪。”
“现在到了所有国际卫生机构从中共官方的器官移植系统的谎言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独裁过去70年来一直在撒谎，并控制着这个世界。”
伊格莱西亚斯表示，需要对参与活摘器官的罪犯发出国际逮捕令。“中国的器官移植专业人员是种族灭绝罪和酷刑罪的参与者，有必要让全球的卫生界和移植专业人士看到这些（中国）人在出国期间被起诉。”
